俞大绂—心怀坦荡的一代宗师|弘扬植物病理学科学家精神 俞大绂教授 （1901——1993） 俞大绂教授原籍浙江绍兴，1901年2月19日出生于南京，1993年5月15日因病逝世于北京，享年92岁。 俞先生幼时在上海读私塾和小学，后进入复旦中学，又考入复旦大学预科专修数理。1920年考入南京金陵大学农学院，1924年毕业，获学士学位，留校任助教、讲师。1928年赴美国留学，1932年获Iowa大学博士学位，由于学习成绩优异，获美国大学金钥匙奖，并成为美国植物病理学会会员和Sigma Xi科学荣誉学会会员。1932年夏回国任南京金陵大学教授，从事植物病理学的教学和科研工作。由于1937年日本发起全面侵华战争，金陵大学被迫迁校至四川成都办学。他到成都不久（1939年）就应戴芳澜教授邀请到昆明西南联大，任清华大学农业研究所教授。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任北京大学农学院院长。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北京大学农学院、清华大学农学院、华北大学农学院和辅仁大学农艺系合并成为北京农业大学，俞先生曾先后担任校务委员会副主任、校长和名誉校长，并一直从事植物病理学和微生物学的教学和科学研究工作。
俞大绂在金陵大学实验室 俞大绂教授是我国植物病理学、植物检疫和微生物学的主要奠基人之一。他除培养了大批学子外，还兼任过中国农业科学院学术委员会副主任、中国科学院微生物所研究员、农业部植物检疫研究所顾问、中国农学会副理事长、中国植物病理学会理事长、中国植物保护学会理事长、中国真菌学会名誉理事长，推动了我国植物病理学和微生物学的学科发展。 1948年被选为中央研究院院士、评议员，1955年被选为中国科学院第一届生物学部委员（1991年后改称院士），1956年被选为苏联农业科学院通讯院士。曾任全国政协第二、三届委员以及第四、五、六届常务委员。 我国植物病理学和植物检疫的开拓者 俞先生在植物病理学领域的研究非常广泛，作物对象涉及禾谷类、豆类、果树和蔬菜等，致病菌涉及真菌、卵菌、细菌和病毒，防治策略涉及种子处理、化学防治和抗病育种。他的工作推动了我国植物病理学的建立和发展，功不可没。 早在1924—1928年，俞先生任南京金陵大学助教、讲师期间，就在美籍教授R. H. Porter指导下，与陈鸿逵合作，从事大麦和粟（谷子）黑粉病的种子处理及抗病品种选育的研究（1928，1929）。 1928年俞先生赴美国Iowa大学读博士学位，在他赴美前不久，R. H. Porter返回美国，由我国著名真菌学家戴芳澜教授来金陵大学任教。俞先生在美期间，主要从事植物细菌性病害的研究。他的博士论文是《嗜气管芽孢杆菌（Bacillus tracheiphilus）对葫芦科植物病理和生理的影响》（1932）。同时，还研究了蚕豆细菌性萎蔫病（1936）。 1932年俞先生回国任南京金陵大学教授。1937年日寇发动全面侵华战争，金陵大学被迫西迁，他坐镇四川宜昌负责将图书、仪器转运至成都。在成都期间，他继续与陈鸿逵、黄亮、蒋震同等合作，分别研究了小麦不同品种对秆黑粉病的抗性及病原菌（Urocystis tritici）的生理分化；种子处理防治燕麦坚黑粉病（Ustilago levis）。还进一步研究了粟对坚黑粉病的抗性；大麦不同品种对条纹病（Helminthosporium gramineum）的抗性；由不同脐蠕孢菌（Helminthosporium spp.）引起的玉米叶斑病，由瓜果腐霉（Pythium aphanidermatum）引起的黄瓜猝倒病。此外，他还研究了蚕豆炭疽病菌（Colletotrichum lindemuthianum）的形态、生理和致病性；由灰葡萄孢（Botrytis cinerea）引起的蚕豆花枯萎病，以及土壤温度对蚕豆幼苗立枯病菌（Rhizoctonia solani）致病性的影响。还发表了1934—1937年间江苏省所发生过的重要作物病害的名录，以及柑橘和梨在储藏和市场中发生的病害。
俞大绂（后排左2）和戴芳澜（前排右4）等在清华农研所实验田 1938年，俞先生受戴芳澜先生邀请到云南昆明清华大学农业研究所工作。在抗日战争后方的生活和工作条件十分艰难，但俞先生等仍不懈地进行科研工作。他对云南省小麦腥黑穗病进行了调查，并与王焕如、方中达和尹莘耘合作，对该病原菌（Tilletia tritici和T. levis）的生理专化特性进行了初步研究；与方中达进一步深入研究大麦坚黑粉病菌（Ustilago hordei）的生理专化特性;又与王焕如和方中达进一步深入研究了小麦秆黑粉病菌（Urocystis tritici）的生理专化特性；与裘维蕃等进一步深入研究了瓜果腐霉（P. aphanidermatum）的分布、寄主范围、致病性、生理学，并仔细观察了该菌游动孢子囊的形成以及游动孢子在孢子囊中形成和释放的动态过程，这种实验观察，已成为北京农业大学本科生真菌学实验课的传统内容，一直沿用至今；又与方中达合作研究了由镰刀菌（Fusarium avenaceum var. fabae）引起的枯萎病和由F. solani中一种新的专化型引起的根腐病，以及由F. oxysporum中一种新的专化型引起的萎蔫病。此外，他还独自研究了云南地区由白粉菌（Erysiphe polygoni）引起的蚕豆白粉病、由尾孢子菌（Cercospora fabae）引起的叶斑病、由蚕豆灰霉菌（B. fabae）引起的红斑病和由壳孢菌（Ascochyta fabae）引起的叶荚枯萎病；以及由病毒引起的蚕豆、豌豆的花叶病。上述研究在我国大多是开创性的，为我国植物病理学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1945年抗日战争结束后，俞先生除完成繁忙的行政工作外，还总结并发表了抗日战争时期所做的大量科研工作。此外，还指导娄隆后研究了雪腐镰刀菌（Fusarium nivale）不同变种引起的谷子苗期枯萎病；并亲自研究了蚕豆灰霉菌（B. fabae）在6种不同培养基中的变异特性，以及豇豆的花叶病。 由于俞先生在中国植物病理学科中所做的突出贡献，于1948年被选为原中央研究院院士和评议员。 1949年北京解放前夕，俞先生冒着生命危险，在炮声隆隆中仍坐镇在北京西郊的北京大学农学院，坚持护校直到党中央派人将留守人员和贵重仪器运至当时已解放的良乡，保护了工作人员和校产。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不久，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和华北大学农学院等组建成北京农业大学，俞先生任校务委员会副主任，由来自原南京中央大学生物系的沈其益教授任教务长，周家炽任植病学系主任，他们也都担任植物病理学系的教授。1952年院系调整时，将植物病理学系和昆虫学系合并成植物保护学系，由周明牂和林传光教授分别任正、副系主任。1959年在植保系中增设了微生物学专业，由俞先生任专业主任。1984年北京农业大学将植物生理生化、动物生理生化和微生物等理科专业合并成立生物学院，并将上述三个专业提升为三个系，仍由俞先生任微生物学系系主任。“文革”后俞先生相继任校长和名誉校长直至逝世。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英雄有了用武之地。1950年夏，我国东北地区发生了严重的苹果树腐烂病，俞先生受邀请组织有关专家组成防治小组，奔赴灾区调查病情，提出防治措施，及时有效地控制了病害的蔓延，使300多万株苹果树恢复了生机。同年，他还亲自带领师生奔赴张北调查马铃薯晚疫病，到河南许昌调查烟草病害，为后来的研究打下了基础。1951年，俞先生又承担了防治由病毒引起的谷子红叶病的任务，奔波于华北和西北等地，经过深入调查研究和试验，提出了防治和抗病育种的措施。1952年，提出药剂处理高粱种子可以完全消灭黑穗病，并可减少苗期枯萎病的措施。1954年，提出药剂防治葡萄黑豆病、枯腐病、房枯病和黑腐病的喷药日历。同年春，浙江黄岩柑橘地区，暴发了柑橘疮痂病和黑点介壳虫害，为了防止病虫害蔓延，俞先生受农业部委托，带领北京农业大学师生，奔赴现场进行防治和检疫工作，采用配制混合农药的措施，获得既治病又杀虫的双重效果，有效地阻止了这些病虫害的蔓延，同时也培养了一批植物检疫技术人才，为我国开展植物病虫害的检疫工作奠定了基础。1955年，俞先生发表了中国镰刀菌属（Fusarium）种类的初步名录；同年，还研究了由刺腐霉（P. spinosum）引起的地瓜黑心病。 由于俞先生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在农作物病害的防治和植物检疫做出重大贡献，于1955年和1956年相继被选为中国科学院首届学部委员（即院士）和前苏联农业科学院通讯院士。 1957年俞先生和娄隆后报道了小米上的一种新黑穗病（病原菌为Neovossia setariae），不同于小米的其他黑穗病，称为墨黑穗病。此时，俞先生还兼任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研究员，指导裴美云等从事由病毒引起的小米红叶病的研究，在1957—1959年间，相继发表了3篇论文。 1958年大跃进期间，北京农业大学大部分师生下放农村劳动锻炼，只留下一部分师生在校办工厂。根据党委指示由留校的植保系部分师生建厂生产畜用土霉素和由俞先生指导研制赤霉素。赤霉素是一种由水稻恶苗病菌（赤霉菌）产生的、能促进植物生长的激素，当时只有英国、美国两家生产。俞先生查阅并翻译了大量文献，指导师生到全国各地稻区采集和分离该菌株，回校进行筛选，获得高产菌株，随即进行摇瓶培养试验，并从培养液中分离和纯化出赤霉素的结晶，不到一个月就完成了实验室小试，所生产的赤霉素结晶产品在1958年莱比锡博览会上展出时，备受国外厂商的关注。随即建立小型车间进行扩大生产，供各下放点开展多种作物的田间试验。在俞先生指导下，通过在固体平面上连续多次紫外光诱变的简便方法，进一步选育出既不产生孢子又不产生色素、可用于大量生产的高产稳产菌株，从此在全国掀起了研究赤霉素的高潮。20世纪60年代初，俞先生已年近花甲，因操劳过度，引起视网膜脱落，医治无效，致使左眼失明，行动诸多不便，学校为他配备了专职研究助手。此后偏向基础研究，重点研究真菌异核体遗传和镰刀菌的分类和鉴定。在水稻恶苗病菌的异核体遗传研究中，揭示了该菌在自然界中存在有三种不同核型组成的异核体，并经试验证明各异核体的赤霉素产量和致病力均有差异。有关论文在1966年《中国科学》英文版发表，受到国内外重视和引用，相关成果获农业部科技成果一等奖。 1966年，国内掀起了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红卫兵无法无天，踢开党委闹革命，俞先生被扣上反动资产阶级学术权威的帽子，遭受无情批斗，随后被下放涿县农场劳动。但俞先生对青年人的过激言行从不计较。1970年，北京农业大学又被迁往陕北克山病区。俞先生因年事已高，行动不便，被留校包装仪器设备。1972年春，处于陕北清泉沟校部的师生暴发了克山病，人心惶惶，在王震将军和周恩来总理的关怀下，几经周折，农大又迁回河北涿县农场，但大量的家属却栖居在北京马连洼原校区未被部队占住的所有空房内。此时教学和科研都难以正常进行。“四人帮”倒台后，高校恢复招生，但因各种原因，北京农大尚难返回原校址办学。是俞先生和一批老专家与学校领导一起，通过多种渠道向中央领导如实反映学校的情况，力争拨乱反正，北京农大于1978年才迁回北京原校址，结束了长达10年的流浪生涯，并逐步恢复了正常的教学秩序。俞先生还向叶剑英元帅转达了全校师生员工的心愿，请他题写了北京农业大学的校牌，雕刻在汉白玉石碑上，保存在校园内。此时俞先生虽然年事已高又患眼疾，但仍坚持按时上班，亲自指导研究生，并编写了大量教材。 60多年，俞先生在国内外各种学术刊物上共发表学术论文110余篇，出版了《粟病害》和《蚕豆病害》的系统专著等。 心怀坦荡的一代宗师 俞先生是我国著名的农业教育家，他对如何办高等农业教育既有远见卓识，又有丰富的实践经验。抗日战争胜利后，俞先生受胡适、傅斯年之请，出任北京大学农学院院长，他上任伊始，首先是物色“大师”，他在给林传光先生的信中写道：“关于人才，尚有周家炽与赴美方中达，系一等人才，应保持联络病理学之助教，请兄随时物色为感。”在给林传光先生的延揽人员名单中计有：钟俊麟、李连捷、王应睐、靳自重、周明牂、周桢、王焕如、马育华、王鉴明、丁振麟、吴光远、姜成贯、黄率诚、李竞雄、沈隽、叶和才、戴松恩等。事后证明，周家炽、李连捷、周明牂、王焕如、李竞雄、沈隽、叶和才等在北京农业大学任教，都是备受学生尊崇的一代名师。俞先生还多方招聘全国著名的优秀农学家担任各系的系主任，如：李先闻、马育华、李景均先后任农学系的主任，熊大仕任兽医学系主任，陈锡鑫任园艺学系主任，林传光任植物病理学系主任，周明牂任昆虫学系主任，黄瑞纶任农业化学系主任，陈华癸、李连捷先后任土壤肥料学系主任，应廉耕任农业经济学系主任，李荫祯、汪振儒先后任森林学系主任，汪国舆、吴仲贤先后任畜牧学系主任。 1980年，俞先生已届耄耋之年，重新出任北京农业大学校长。他反复强调，若想办好一所大学首先要把系办好，重点是选好系主任。过去中央大学所以能办好，就是因为有竺可桢、李四光、吴有训这些系主任。学校兽医系办得好，那是系主任熊大仕打下的基础。没有一批好系主任是无法把学校办好的。改革开放以后，对北京农业大学的办学方向众说不一，有人提出“综合性”和“理农”方向俞先生经过认真考虑后，作了精辟的阐述：“农学院不同于理学院，理是基础，基础只能用加强的办法来解决，而不能作为发展方向。农业大学实际上是农业科技大学，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农与工的结合将越来越紧密，若说方向，我看‘农’与‘工’结合是方向。”俞大绂教授还建议把农业经济学院改为农村社会学院，他说：“没有什么单纯的农业经济，农村是个社会发展问题，像农民住宅，畜禽舍建筑，道路设施等问题，都得考虑进去。”俞先生始终心系农业、农民和农村，“按照中国‘农情’办中国高等农业教育”，是他教育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农民带着生病的植株来访，他都热情地接待，哪怕是一位农民来信请教防治病害的方法，他都亲自回复。俞先生还把“团结、安定”视为办好学校的法宝。他曾对后任的校长们讲过：“在农大工作多年，我还是有点经验的，什么时候团结、安定，什么时候办的就好；什么时候不团结、不安定，什么时候就办不好，在农大历史上就是这样。”他所阐述的“团结、安定”的办学思想，深得人心。
俞大绂在指导研究生 俞先生一生勤奋好学，博览中外群书，手不释卷，博学多闻，见深识广，成为大家称赞的活字典。他治学严谨，诲人不倦。他为人正直，平易近人，助人为乐，待人以诚，襟怀宽广，从不计较个人恩怨。他活到老，学到老，工作到老，为我国培养了一大批植物病理学、植物检疫和农业微生物学等的高级人才，堪称一代宗师。 解放前，俞先生在金陵大学和北京大学期间，一直主讲植物病理学。解放后，在北京农大任教期间，先后开设植物病理学、植物病原细菌学、植物检疫、普通微生物学和微生物遗传学。他教学深入浅出而且生动易懂，常以讲故事的方式论述。他编写和翻译了大量的教材和参考书，1954年和1968年分别翻译并出版了《真菌和植物病害》和《植物病毒和病毒病害》，1959年和1980年分别出版了《植物病理学和真菌学技术汇编》（卷一和卷二）。1965年问世的《微生物学》第一版（科学出版社出版）成为许多有关院校和科研单位微生物学科的研究生入学考试的主要参考书，其第二版于1985年问世，从第一版的70多万字扩展至150多万字，丰富了内容，获全国优秀科技图书一等奖。 俞先生是一位令人敬爱的长者，他平易近人，十分关心后生的成长。李季伦刚来北京农业大学在植物病理学系当助教时，因为大学时是在理学院主修的植物生理学，对植物病理学不熟悉，俞先生对李季伦进行了启蒙教育，他亲自带季伦到恭王寺试验田，教季伦如何进行种子处理防治谷子白发病的田间试验。1954年春，我国暴发了严重的洋麻炭疽病，俞先生建议季伦到东北辽宁和浙江萧山洋麻产区进行调查，使季伦第一次亲自认识到植物病害的严重性，将季伦引入了植物病理学的大门。1958年俞先生带领我们开展赤霉素的生产和应用的研究，又将季伦引入微生物次生代谢物应用于农牧业生产的研究领域。20世纪60年代初，俞先生因患眼疾，左眼失明，行动不便，俞先生为了不误学生的学习，事先在家里准备好录音教材，按时以播放录音的方式上课，这种认真负责的精神，深深地打动了学子们。1975年，季伦因患萎缩性胃炎，做了胃大部切除术，出院不久，75岁高龄而又行动不便的俞老，竟然爬上四楼斗室去看望季伦，要季伦安心养病，此情此景使季伦情绪万千，难以言表，永世不忘，只有努力工作，来报答俞师爱护之情。后来俞先生移居三里河国务院宿舍，生活和工作条件有了改善，但从此我们却不能朝夕相处。每当去看望俞先生时，总是见他的座位周围堆满了参考书籍，伏案书写。在他担任名誉校长期间已是耄耋之年，他仍倾心关注学校的发展方向、学科建设以及教学科研与生产实际相结合等重大问题，提出了很多宝贵的建议，殷切期望全校师生员工齐心努力，为实现我国农业现代化贡献力量。 纵观俞先生的一生，经历了清帝国的灭亡、辛亥革命、建立民国、八年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新中国的建立与振兴，使他在少年时接受了东方儒家思想，成年时又较早地接受了西方物质文明的科学知识，而后又学习了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论，形成了热爱祖国、道德高尚、为人豁达、勇往向前的个性，坚定不移地走农业科学报国之路，有力地推动了我国农业教育和科学发展。他培养了大批高级农业科技人才，不少人出任了新中国各地的农学院院长或教授，如黄亮为广西农学院院长，陈瑞泰为山东农学院院长，方中达为南京农学院教授等。解放后培养了更多的人才，活跃于祖国各地及海外。 俞先生数十年如一日，不停地遨游在书山学海之中。年逾80仍在培养研究生。视力不好，就借助于放大镜；听力不好，就借助于助听器；助听器也失灵了，就让别人写在纸上同他交谈。他忠于教育事业，不遗余力，殚精竭智地提携后学。 俞先生出身名门望族。其父俞明颐曾任湖南陆军小学堂（原武备学堂）总办、辽宁丹东镇守、清军协统等职，是清末维新运动的热心分子。其母曾广珊为清代名臣曾国藩之子———数学家曾纪鸿的女儿，精通诗文，是晚清的著名女诗人，著有《顲·华仙馆诗钞》一书。其兄俞大维早年留学德国，是导弹专家，曾任国民党政府国防部长。其妹俞大陈为北京大学外语系教授，是著名化学家曾昭抡（曾任新中国的教育部副部长）的夫人；其小妹俞大綵为北京大学国学大师傅斯年教授的夫人。俞先生的夫人陈昭熙是植物学家，留学美国回国后一直任北京师范大学生物系教授（已离休），仍健在。 俞先生是位爱国主义者，他是看到当年祖国的贫穷、农业的落后、植物病害的严重才立志学农的。1980年，俞大绂教授为解决农大刚从外地迁回北京办学所面临的困难，写信给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万里同志，坦言：“解放前，国民党几次要接我走，我都拒绝了；英国三次让我去，我不去；在美国的我的老师叫我去，我也没去。当时我是北大农学院院长，我想还是把中国的农业教育搞好。我年近八十，组织上让我担任农大校长，我迫切希望在有生之年，能看到学校赶快恢复起来，为实现祖国农业现代化贡献力量。”字里行间，充分表达了他的一片赤诚爱国之心。俞先生的一生，以其道德、学问，影响到方方面面。他是无党派民主人士，多届全国政协委员、常委。他与多位党和国家领导人有过工作上的接触，又有个人之间的来往。北平解放前夕，是叶剑英同志派人将俞先生接到已经解放了的良乡。1979年，农大从河北搬回北京原址办学，又是俞先生请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的叶剑英元帅题写了“北京农业大学”校牌。据俞先生之子俞启平回忆，新中国成立之初，在一次会议上，周恩来总理曾将其父介绍给毛泽东主席，“这位就是俞大绂。”1965年，李宗仁先生回国，俞先生应邀参加了周恩来总理欢迎李宗仁先生的宴请。胡耀邦总书记曾派人到家里看望俞先生，送去了新鲜荔枝。因为俞先生听力不好，来人在纸上写了：“耀邦同志派我们给您送一点荔枝。”这张纸，现在保存在学校档案馆。俞先生晚年生病住在友谊医院，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李锡铭同志前去看望，并将医院党委书记和院长叫到病房，叮嘱他们一定要精心治疗和护理。 俞先生为人谦逊，从不以个人为重。新闻媒体记者采访时，他总是说：“我没有做什么，没有值得报道的，千万不要写我。”当赞扬他的著作、文章和工作时，他就说：“那些都算不了什么。”1990年，学校开展纪念北京农业大学建校85周年活动，恰逢俞先生90华诞。当得知要为他出版论文选集时，他一再拒绝，并说：“林传光教授才真有学问，给他出了选集是应该的，我写的东西不值得出。” 古人云：“一年之计，莫如树谷；十年之计，莫如树木；百年之计，莫如树人。”俞先生执教60余年，集树谷、树木、树人于一身。树谷，五谷丰登；树木，硕果累累；树人，桃李满天下。一代宗师，光照后学。1983年，俞大绂教授在一封信中写道：“在过去一段时间里，我和大家共同为农大生存和发展而奋斗，相信今后经过全校齐心努力，一定会为中国的农业现代化贡献力量。”文如其人，朴实无华，情真意切，语重心长。信中的“过去”是“继往”，“今后”是“开来”；农大过去的生存和发展是靠共同奋斗得来的，今后，要为中国农业现代化做贡献，还要靠全校齐心努力。这“53字诀”是留给农大人的“以人为本”，继往开来，生命不息，奋斗不止的箴言。 1993年5月15日2时10分，敬爱的一代宗师因患中风，医治无效，永别了我们，但他的高尚品德和执著工作的精神，却永远留在我们心中，激励我们为祖国富强、尽快实现和谐现代化的社会，奋勇前进。 照片引自：https://archives.cau.edu.cn/col/col50511/ 李季伦，李青山. 俞大绂教授[M]//吴汝焯，王步峥，许增华. 忆恩师. 北京：中国农业大学出版社，2010:16-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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