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其益—投身农业教育事业，关注农业重大问题 沈其益教授 （1909—2006）
沈其益（1909.12.17—2006.5.25）是我国著名植物病理学家、农业教育家和卓越的科技工作组织者，棉花病理学的奠基人。一级教授，中共党员。1933年毕业于南京中央大学，获理学士学位，1937年赴英国留学，1939年获伦敦大学帝国学院哲学博士学位。同年被聘为美国明尼苏达州立大学名誉研究员。1940年回国先后任中央农业实验所技正、中央大学生物系教授。新中国成立后曾任北京农业大学教务长、副校长、研究院院长、校学术委员会主任和学位委员会主任等职；第一、二、三、五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一届全国政协代表、第六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科学技术普及协会副秘书长，中国科学技术协会书记处书记；曾兼任国家科委农业生物学科组常务副组长、中国农业科学院植物保护研究所所长，中国植物保护学会理事长，中国农学会副理事长，国家科委发明奖总评委委员，农业部学术委员，农业部专家组委员，中国农业科学院学术委员，世界科学工作者协会理事，《自然科学》杂志主编，《植物保护学报》主编，中国科学院《科学通报》副主编，世界科协机关刊物“科学世界”中方编委（英文刊物），《中国农业百科全书》副主编等职。1989年被国际名人传记中心评选为世界名人，并被聘为副主任。 在革命环境熏陶下，走上革命之路 沈其益1909年12月17日（阴历十一月初七）出生于湖南省长沙的一个开明士绅家庭。他的少年和青年时代处于一个动荡和变革的年代，清朝政府风雨飘摇，民主革命风起云涌。这时的长沙是革命风暴的中心，许多革命党人和共产党人多出自这里。少年时他在楚怡小学读书，“中共一大”代表何叔衡当时就在该校任教，高小毕业后他考入长沙著名的雅礼中学，此时毛泽东的战友柳直荀便在雅礼中学任教。 沈其益的叔祖父沈荩在我国新闻史上被称为“献身新闻第一人”，1903年他因在国内报纸上揭露丧权辱国的《中俄密约》被慈禧残忍地杖死，时年仅31岁。沈其益的表兄陈公培是中国共产党的早期党员，1921年春加入巴黎共产主义小组，1924年入黄埔军校第二期学习后参加两次东征，北伐战争时期任国民革命军第四军政治部副主任。长兄沈其震是新四军卫生事业的开拓者和领导者，曾就读于国内著名医学院同济大学，获得日本东京帝国大学医学博士，回国就职于美国人开办的北京协和医院，后来毅然放弃优厚的工作待遇和优越的生活条件，参加共产党的地下工作，后到新四军组建医务工作，是新四军第一任卫生部长。家庭的熏陶、兄长的言行，给年轻的沈其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引导他走上革命道路。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的第二年，1950年10月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全国掀起了抗美援朝的热潮。由于美帝在朝鲜及我国东北地区使用细菌战，举国震怒，由中国红十字会组织“反对美帝国主义细菌战调查团”，李德全，廖承志任正、副团长率团赴朝对其罪行调查。沈其益被委以副秘书长，他和我校教授著名昆虫学家刘崇乐和郭书田同志参加东北分团调查工作。他们写出并公布了《关于美帝国主义在东北地区撒布细菌罪行调查报告书》；并在国内外举办了细菌战罪证展览会；在国际植保植检会议（德国）上他也作了专题报告。在工作期间沈其益曾受到周总理接见，其后他和所有参团人员接受了卫生部颁发的奖状。 由于沈其益在政治上的严格要求，工作中的突出表现，再就是解放前的一贯表现进步，并积极为党工作，1956年经施平、周大澂两位同志介绍入党，并很快得到市委批准。在他的回忆录中有两段感人的话记述了他对于入党的心愿和感悟：“我的愿望要求是加入中国共产党，更好地为人民服务的崇高愿望，此后常见报载一些知名科学家如刘仙洲等入党的文章，深感中国共产党有吸收先进知识分子入党的先例，由此更增强了我入党的信心”；“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科教兴国、科教兴农和农大开展各项工作则是我作为一个共产党员的矢志不渝的终身愿望”。沈其益同志以勤奋的一生，完满地实践了他的诺言。 青年时代学习刻苦，成绩优异 1927年的长沙处于动乱之中，学校关门停课，正逢高二的沈其益辗转来到南京，进入军事交通技术学校，后到汽车修理工厂做学徒，饱尝艰辛，历经磨难。1929年考入国立中央大学农学院。大学时代的沈其益正逢“九·一八”事变和国难当头的危急时刻，1932年日寇制造“一·二八”事变进犯上海，受到驻沪的十九路军英勇抵抗、学生时代的沈其益在表兄陈公培等影响下积极参加医疗队，赴枪林弹雨的前线救护伤病员。由于出色表现，在淞沪保卫战以后，他们得到了十九路军的褒奖。 沈其益在大学二年级学习植物病理学时遇到了学识渊博、治学严谨的邓叔群教授，这位风华正茂的美国康奈尔大学毕业生，拥有植物病理学博士和森林学硕士学位，注重教材、教法和实践，给年轻的沈其益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邓教授不仅在课堂上向他传授知识，还带领他们到郊区去采集标本，带回实验室鉴定标本，增强学生的实践能力和学习的浓厚兴趣，为他后来在科学研究中强调理论联系实际打下了扎实基础。邓教授还不时邀请他到家中做客、用餐，他们既是师生，又像是无话不谈的朋友和兄弟。邓教授的言传身教促使沈其益选择从事植物病理学和真菌学作为追求的事业以及通过科学报国的信念。 大学三年级，因植物病理系被撤销，邓先生离开农学院而到中国科学社生物研究所从事研究工作，沈其益也不得不转入生物系。但是沈其益仍在课余时间跟随邓先生学习、研究，在大学四年级时沈其益就发表了《中国两属半知菌》及《中国黑粉菌志》两篇论文，这是我国早期真菌学领域研究的重要文献，填补了我国黑粉菌研究的空白。 1933年沈其益大学毕业后留校，担任植物病理学教学工作。1934年沈其益转到中央棉产改进所负责棉病研究室工作。他从调查入手，了解地处长江中下游的江苏、浙江、安徽、江西、湖北、湖南等棉区棉病的发生情况和我国棉区主要病害的种类和发展趋势，同时尝试研究重点重大病害的防治。当时棉叶叶切病危害极为严重，造成棉花损失达60%以上。沈其益与助手经过实验研究发现，该病害实由盲蝽象隐潜为害所致，田间药剂防治盲蝽象具有一定的防治效果，据此他们筛选出了有效防治药剂，其研究结果发表在《中央棉田改进所所刊》上及《Sinensia》杂志上。沈其益在中央棉产改进所工作的三年中，细致总结了长江流域棉花病害的大量调查结果，参照国外棉花病害发生情况，对我国棉花病害的病状、病原菌、生活史及防治方法进行了比较系统的研究，编写完成并出版了《中国棉作病害》一书和《中国棉病调查报告》，这是我国最早全面描述棉作病害的书籍与文献。 1936年英庚款基金会招考第五届赴英公费留学生，沈其益在邓叔群教授的鼓励下报名参加了考试。那一年竞争十分激烈，全国只招收25名留学生，而植物病理学只有一个名额。他脱颖而出，以优异的成绩获取公派赴英留学。同被录取的25人，其中有以后成为知名科学家的张维、卢嘉锡、黄玉珊、汤逸人、胡祥璧、伍献文和鲍觉民等人。沈其益等赴英公费留学于1937年8月17日从黄浦江码头出发，踏上了赴英伦留学之路。 沈其益在英国伦敦大学帝国学院（London University Imperial College）的第一年师从植物病理和真菌学专家Brown教授，第二年转到著名的农业科学研究机构洛桑实验站（Rothamsted Experimental Station）,师从小麦全蚀病专家Garrett教授。在Garrett教授的指导下进行小麦根腐病与土壤之间相互关系的研究。1939年通过论文答辩，获得伦敦大学哲学博士学位。 沈其益获博士学位后，当年又在英庚款基金会的支持下赴美深造。 当时中国小麦锈病流行成灾，沈其益深感出国留学要学为所用，于是就选择到美国明尼苏达大学的小麦锈病权威学者E. C. Stakman教授研究室工作。沈其益充分利用这里的条件，抓紧听课和学习实验技术，收获颇丰。 在明尼苏达大学学习、研究一年后，沈其益接到老师邓叔群教授和中央农业试验所所长吴福祯来电，请他回国工作后，沈其益毅然决定回国。他认为国难当头，报效祖国义不容辞。 沈其益偕夫人吴亭经过数十日的太平洋航行后到达上海。此时的上海已经被日军占领，他们决定到抗日大后方重庆去。由于水路已被日军封锁，他们只得从海路到香港，为绕过沦陷的广州而乘坐小船到小港鲨鱼冲上岸，再乘坐自行车走崎岖小路沿东江经惠阳北上，旋改乘烧木炭的货运汽车，翻越连平山盘山路，车行两天到达广东韶关。再托关系乘卡车经桂林、柳州、贵阳赴重庆。路上汽车要翻越崇山峻岭，还要躲避日军飞机盘旋、扫射、投弹等封锁，历经千难万险，沈其益夫妇终于安抵重庆。当时中央大学生物系正缺植物生理学教授，沈其益受聘担任，讲授植物生理学和植物生态学两门课程，其讲授的课程内容新颖，甚受称赞。 抗战胜利后中央大学回迁南京，沈其益和吴亭都在中央大学任教授。沈其益主要教授植物生理学和植物病理学，并培养指导研究生数名，时有李季伦和夏立群两位任助教。 组织专家、教授为新中国科学事业发展做奉献 沈其益受到五四运动倡导科学、民主，以及老一辈科学家科学救国思想的影响，早在大学求学时，即参加中华自然科学社的活动，留学归国后他更是自然科学社的积极分子，被选为常务理事兼总干事。为此，他担任了大量而繁重的工作。新中国成立前夕自然科学社有社员四千余人，我国著名科学家吴有训（任社长）、华罗庚、张文裕、赵宗燠、吴健雄、钱学森、卢嘉锡、陈省身、涂长望、曾昭抡等都是该社社员骨干。 1948年东北解放，沈其震受中共中央之命组建大连大学，并为了东北解放区和其后建设新中国聘请人才，即邀时任中央大学教授的沈其益到香港会面。委托他利用中央大学和中华自然科学社的关系，聘请在南京、上海的专家、教授赴东北解放区工作。此时国民党统治地区一片白色恐怖。但沈其益冒着危险穿梭于上海、南京与香港之间，秘密联系到几十位富有爱国热忱、正义感并学有专长的科学家，并经他精心安排辗转香港，又经台湾海峡及北朝鲜到达大连。这些专家、教授在随后的新中国建设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其中有光学家王大珩、雷达专家毕德显、水利专家李士豪、物理化学家张大煜、兽医学家胡祥璧、林学家周重光，以及医学家何琦、张毅、魏曦、乔树民、吴襄等。 沈其益在送走了最后一批科学家赴解放区后，即和家人与郭沫若等民主人士同船北上，抵达解放后的北平。中央统战部李维汉、齐燕铭等同志安排沈其益下榻北京饭店，并受到周恩来、陈云同志的亲切接见。周恩来同志对沈其益动员大批专家、教授赴东北解放区工作给予了很高的评价。 随后沈其益又遵照党的指示参加了由中国科学院、中华自然科学社、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和东北解放区自然科学协会四团体联合发起召开筹备全国自然科学工作者会议。 1949年，新中国建立前夕，经全国自然科学代表大会筹委会的推选，沈其益当选为全国政协代表，同时当选的有李四光、梁希等我国知名科学家共17人，参加第一届全国政协会议。在这次会议上共同讨论，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共同纲领、国旗、国徽和国家主要领导人。并于1949年10月1日受邀在天安门城楼上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庆典。 投身农业教育事业，为国家培养大量人才 沈其益长期担任北京农业大学的校领导，出于对自己的严格要求，不仅自己主管的教学、科研部门的工作做得很好，而且对于其他工作诸如新校址、实验站、实验农场的建设和发展以及新学科、研究生院的建立和发展也同样费尽辛劳。 由于十年动乱和搬迁的影响，学校处于危难之中，为了挽救学校走出困境，他先后两次恳切直言并陈书向中央领导同志反映情况，请求把北京农业大学问题解决好；由于学校无法开展工作，也是他鼓励、推动教师到条件更为艰苦的农村建点，去承担国家重点科研课题，为国家做贡献。及至改革开放后的1979年，又是他尽力争取建立国际校际合作，面向世界，改变学校长期与国外断绝学术交往的情况，取得丰硕的成果。 创办农耕学习班并实施“四阶段教学制” 新中国成立以后，沈其益作为解放区华北大学农学院的代表参加北京农业大学的组建，并担任教务长，负责学校教务工作。北京农业大学是在新中国成立之初，由北大、清华、华大三校的农学院和辅仁大学的农学系合并而成。如何充分发挥来自不同传统优势，同时进行必要的改革办好农业教育，成为他思考的重要课题。沈其益认为首要的问题是要让城市学生了解农村、树立学农爱农的思想，为农业、农村和农民服务。为此他倡议创办农耕学习班。学生入校后就参与农业生产，由教师随生产季节讲授专业概要。与此同时，组织学生利用课余时间到农村了解农民生产和生活情况，增加对农民的了解。农耕学习班的创办得到了学校师生广泛的理解与支持。学生们在参加农业生产全过程后收获很大，增强了对学农的信心和为农民服务的决心。沈其益在1950年初全国高教会议上向代表们介绍了举办农耕学习班、实行教学改革的经验，受到教育部和与会代表的肯定与赞赏。 沈其益以农耕学习班为基础拟定“四阶段教学制”。所谓“四阶段教学制”，即（1）基本科学学习阶段（一个学期）；（2）农耕学习阶段（一个学期）；（3）业务学习阶段（五个学期）；（4）业务实习阶段（一个学期）。 四阶段教学制体现了沈其益教育理念的一个重要方面，其核心与特点是大大增加了学生参加农业生产实践的时间。这一做法，在新中国建立前的高等学校未曾有过。 1950年到1952年连续三年的实践证明，农耕学习班取得了积极效果，其影响也是深远的。1952年以后由于强调学习苏联教育经验，这一制度受到冲击，为新的教学制度所替代。 主持全面系统的教学改革 1952年院系调整及其后的学习苏联教育经验为中心的教学改革，这是中央主管教育部门提出的任务，也是学校的一项重点工作。沈其益作为学校教务长，1956年后又是主管教学的副校长，亲历并主持了这一改革的全过程。 这是一项繁重的、专业性强需要全体教师参与才能做好的工作，整整用了五年的时间。通过院系调整，专业设置，教学组织的建立，教学计划、教学大纲的制订，教材编写，以及各项工作制度的规范等工作，逐步形成了一套新的教学体系和制度，特别是对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各教学环节，诸如课堂教学、实验课、教学实习、生产实习等环节做出了全面有序的安排。这次改革对中国的高等农业教育来说是一次深刻的、重要的、具有历史意义的变革。不仅对北京农业大学，而且由于北京农业大学是教育部进行高等农业教育改革的试点单位，因而也对全国农业院校产生了很大影响，这次改革凝聚了沈其益教授的心血。 建立一批新学科专业 沈其益对设立新的学科专业也表现了极大热情。1956年农业气象专业就是他提议建立的，这是出于中科院副院长竺可桢和国家气象局长涂长望两位著名气象学家的建议。其后，为把专业建好，沈其益又认真研究了课程开设、师资培养、经费设备以及毕业分配诸多问题并为之做了大量切实的工作。 1959年初全校下放后期，时任校党委书记、代理校长的施平为促进学科水平的提高，提议建立植物遗传育种专业同时建立农业微生物、植物生理生化、动物生理生化以及农业生物物理四个专业，对这个富有远见、对学校有着深远影响的建议，沈其益也给予了极大支持。正是这几个基础学科专业的建立为后来生物学院的建立打下了基础。 办好农场与实验站 1956年新校址刚刚确定，建场、建站工作随之开始。为了贯彻理论联系实际的办学方针，要求建好农场和实验站，出于高度的责任感，沈其益挑起农场场长、实验站站长两副重担，他十分重视农场，工作极其认真负责，不辞辛劳。面对拥有一万余亩土地、五千多农村人口、基础相当薄弱的老农场，他和几位场领导研究并提出：（1）要千方百计提高生产；（2）要依靠科学技术；（3）要自力更生并积极争取上级领导的帮助，提高农场机械化、现代化以及基础设施的水平。由于几项任务得到全场职工的广泛的支持，经过几年的不懈努力，农场各方面工作普遍有了提高和发展，特别是生产有了很大提高。由于沈其益不止一次求助于农垦部部长王震，从而得到大量援助，为农场实现机械化打下了基础。 在这几年工作中，沈其益和他一班人付出了辛劳，同时也得到了农场广大干部、群众对于学校管理工作由衷的信任和支持。 其后，由于管理体制的不同对于学校管理农场所需资金及物资供应上的限制，由此带来的极大困难使学校经营管理该农场难以为继；同时也是为了农场长远的发展，1961年农场交由北京市农场局领导，但仍是学校进行科学研究和教学的基地。回顾农场移交后直到2007年的近50年间，按协定农场一直承载着学校要求安排的科研任务，其中不乏国家重点课题。由于学校建场以来场校间厚重的历史渊源，农场对学校的科研工作始终给予了热情的支持与帮助，特别是在学校处于最为困难的那些年代。 紧邻校区，有着千亩土地的实验站，从建站开始直至学校搬迁一直归学校管理，沈其益作为站长，为之付出了心血。正是他和站领导一班人的辛勤工作，建站以来近十年间随着实验站的不断发展，它作为教学、科研基地的功能也日臻完善。特别是表现在实验站承载了历来最多的科研项目，不仅传统的课题大大增加，过去少有的基础性的、生物学的理论性课题也参与其中，许多科研项目成果显著。其中最为突出的蔡旭抗锈高产小麦农大311、农大43、东方红3号、农大139都是在实验站这块土地上育成，1966年“文革”开始前即在华北北部大面积推广。其中后两个品种在20世纪整个70年代平均常年播种面积达1300万亩，其影响更延伸到了80年代。 实验站作为学校科学研究基地的同时还承载了大量教学任务，诸如本科学生生产实习、教学实习、科研课题小组以及现场教学等。值得特别提出的是在实验站承载的许多重大科研课题中，一批青年学子跟随导师通过多年艰苦的工作，接受了农业生产与研究系统的学习、锻炼，在其后成为了我国著名的专家、学者、教授、院士者不乏其人。 每当生长季节，实验站又常常体现为一个生机勃勃的作物种植园区，供人们自由参观和研讨。 实验站的工作应该得到充分肯定。就在北京农业大学回迁华北、北京之后，一些专家教授们每每遇到困难就会想起实验站的工作条件好，追忆那个出高产、出理论、出人才的试验地。由于农场和试验站的存在大大提高了北京农业大学的教学质量。 筹办农大研究院（研究生院） 1960年5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做出了关于在高等学校设置研究院的决定，提出在13所高校中试办研究院，大量招收研究生。 北京农业大学是最早被中央批准建立研究院的学校，这与沈其益的工作有关。1962年，中国植保学会在哈尔滨召开成立大会，沈其益主持大会与负责植保学会的筹备工作。正是这次会上，各地代表在反映当地农业生产中的一些问题中提到，当时由于各地农业科技人员大量下放，植保站工作陷于停顿，以致当年水稻螟虫成灾，造成至少上百亿斤稻谷的损失等情况，引起与会同志们的关注。以沈其益为首的植病、昆虫、农药专家六十余人，联名写了“关于当前农作物病虫害防治的紧急建议”，请参加会议的中国科协书记范长江、农业部副部长杨显东上转中央领导。这份紧急建议由范长江亲自带到北戴河（正在此召开八届十中全会），送国家科委主任聂荣臻，转呈周总理、毛主席。毛主席十分重视，批示将科学家的建议列为中共中央文件发给到会中央委员，并要求科学家所提建议要条条落实。 八届十中全会后，周总理召集有沈其益、丁颖参加的农业科研座谈会。 1963年8—9月，范长江主持召开国务院文办、农办、教育部、农业部参加的座谈会，会上着重提出要加快农业科技人才的培养，其中第一项具体措施就是在北京农业大学建立研究院，并要求北京农业大学提出具体方案。1963年10月，国家科委、文办、农办，向国务院递交了《关于培养高等农业科学技术人才的建议》，明确提出建议在北京农业大学试办研究院。当年10月24日，国务院批准了这一建议。就这样北京农业大学成为全国第一个被正式批准试办研究院的高等学校。在学校接到上级通知后，即决定由沈其益负责筹备工作，当年12月，学校上报了试办方案（草案）。1965年12月再次上报试办方案，并由沈其益向农业部汇报。1966年2月，农业部批复同意。 但不久“文革”发生，筹备工作停顿。直到1980年正式建立，沈其益担任首任院长。奉教育部指示，1984年农大研究院改名研究生院，北京农业大学成为首批试办研究生院的学校。 在逆境中为农大的存在与发展竭尽全力 1970年，北京农业大学搬迁到陕北延安甘泉县的清泉沟。清泉沟根本不具备办学条件，沈其益心急如焚。他得知王震同志在西安，就想亲自找王震同志反映情况。 对于这次会见，沈其益回忆说：“我因与王震同志比较熟识，他到西安后，亲自约我前去洽谈，我如实反映了学校的艰难处境。”他请王震同志向中央反映，王震对他说：“周总理已有指示：农大与延安大学合并，将破坏延安面貌（由于学校扩建等原因），他不赞成。与西（北）农（学院）合并，则华北失去了一所高水平的农业大学。周总理曾有指示，疫区不能办大学，因此，他考虑还是迁回涿县办学校比较好。”王震向沈其益表示：“我到北京后第一件事就是把北京农大迁回华北。” 1973年1月13日，周恩来总理在重病期间正式批准科技组《关于北京农业大学改为华北农业大学并迁到河北涿县的请示》报告。 粉碎“四人帮”后，邓小平同志复出后主持中央工作，困境中的北京农业大学出现难得的转机。1977年8月4日，沈其益作为农业科技界的代表之一，应邀到人民大会堂参加小平同志主持召开的为期一周的科学和教育工作者座谈会。学校核心组领导高鹏先、王明远同志认为这是争取北京农业大学迁回北京的难得机会，并要沈其益陈述学校迁回北京挽救北京农业大学的重要意义。沈其益在座谈会上作了题为《办好农业大学，为农业大上快上服务》的书面汇报并作了口头发言，向小平同志汇报了北京农业大学几次搬迁的情况，说明北京农业大学的艰难处境，恳请中央批准北京农业大学迁回北京办学，以利于充分利用已有条件，为农业现代化培养科技人才，赶超世界先进水平贡献力量。小平同志听取了沈其益的发言和学校转呈的报告后，于8月9日作了批示：“华主席、先念、登奎同志阅。在座谈时，他们谈得很激动，建议国务院派专人调查和处理”。随即由农业部、教育部派专员到河北涿县调查了解情况。这次会上的发言与汇报为北京农业大学迁回北京办学迈出了关键性的一步，发挥了一位著名老科学家的重要作用。 深入农村建立教学科研基点 北京农业大学迁回华北后，作为校核心组领导成员、校科研工作的负责人，沈其益提出积极利用现有的条件加强研究工作，同时组织学校教师参加华北地区乃至全国的农业科学研究工作，在学校搬迁尚不具备科研教学条件下，建立一批农村基点，为华北以至全国做贡献。这个意味深长的建议正体现了他的农业教育与科研要为农业生产服务的办学理念。他还亲自参加了学校在天津、特别是河北的选点工作。 沈其益对基点的工作提出的要求很高，特别是实地考察了邯郸曲周和了解到邱县、鸡泽两县旱涝盐碱地区生产水平十分低下。农民生活非常贫困，在他回忆录中曾写道：“综合治理是关系华北大平原农业生产、国计民生的大事，如我校回华北以此契机用先进科学技术解决国家科委课题，是实现科教兴农为人民服务的一大贡献，也是我校贯彻理论联系实际方针、培养科技人才的重大机遇。”他组织教师组成小组到曲周长期蹲点治理旱涝盐碱，选定曲周张庄大队作为实验示范区。多位教授担任了基点组建和领导工作。沈其益向农业部汇报后，农业部决定拨款予以支持。因为是国家科委重点项目，又是学校的重点项目，沈其益作为学校科研负责人，每年到曲周视察、听取汇报，并帮助解决有关经费、人力和物资等方面的问题。三年后实验区的综合治理大见成效，粮食由亩产二三百斤大幅度提高到六七百斤。 在此之后，沈其益又向“文革”后刚恢复工作的中国科协常委提出“综合治理旱涝盐碱地，变黄淮海为大粮仓”的建议，中国科协将此建议作为中国科协“科技工作者建议第一期”报送中央各部委和各省市。《人民日报》于1978年8月25日刊出了这项建议，并就此刊发了《要尊重科学工作者意见》的短评。这一建议得到农业部和河北省的重视，农业部部长和河北省委书记亲临考察，双方共拨专款1300万元用于改良曲周北部23万亩旱涝盐碱地。之后又获得世界银行长期低息贷款，并列为国家计委、科委“七五”、“八五”以及以后科技攻关的重点项目，为华北大平原盐碱地区综合治理和全国的低产田改造起到了典型的示范作用。由此也培养出多位专家、教授以及博士硕士研究生等一批科技人才。 当时在广大农村，特别是农业生产落后地区建立基点为学校带来的影响是深远的，尽管由于国家形势的变化，学校恢复了正常的教学工作，早期建立的多数基点已不复存在，但仍有为数不多的基点保留下来，三十多年继续按着沈其益提出的建站要求在新的条件下开展着工作。 面向世界，开展国际合作，提高办学水平 改革开放以后，沈其益十分强调要开展国际校际合作，并予以了积极推动、促进。他认为“此时正值‘文革’后我国与国外断绝科学技术交往达十年之久，应以国际交流合作提高我国水平至关重要”。正由于他的这种想法，1979年沈其益在参加国际植保大会访美期间与加拿大圭尔夫大学和美国明尼苏达大学达成合作意向。由于圭尔夫大学校长Forster来信表示同意，遂于1981年由沈其益代表学校与该校校长签订了为期四年的合作协议书，两校在兽医诊断、畜牧、作物遗传育种、病虫害综合防治、土壤、农业气象和农业经济学科开展合作，圭尔夫大学派教授来校讲授学科新进展，还向我校提供了仪器设备，我校则派出学者、研究生到该校进修、合作研究及攻读学位。与明大协议则是明大教授来校讲学，我校派访问学者合作研究及攻读博士、硕士学位。 最有成效的合作是北京农业大学与德国霍恩海姆大学（Hohenheim Univ.）的校际合作。1978年农林部霍士廉部长访德，德方提出两校合作意向后，1979年9月霍大校长图纳尔（Turner）与莱施（Reisch）教授访华与农业部正式签署两校合作协议书。当年11月霍大即派出农业经济专家Reisch教授、植物营养专家Marschner教授和农业工程专家Stroppel教授三人来华访问并到校了解情况，我校由沈其益负责接待。尽管当时许多校舍仍被占用，沈其益还是积极推动了三位教授来校讲学，争取合作研究项目，并由沈其益代表北京农业大学与霍大Reisch教授签署二校会谈备忘录。经过双方努力，合作研究进展顺利。其后，农业部特别指派沈其益副校长、相重阳司长、安民教授一行三人访问霍大。在中国驻德使馆，沈其益一行得知德联邦政府技术合作署（GTZ）有一笔巨额经费用于帮助发展中国家科技教育事业，于是沈其益等即与霍大校长Turner教授、Reisch教授以及我驻德使馆阮崇武参赞共同讨论进一步合作事宜，并最终争取到了联邦政府GTZ项目，列为双方政府合作项目，名称为“综合农业发展”，沈其益为第一期（五年）中方代表，毛达如为第二期（五年）中方代表。这是一个立意既现实又深远的合作项目，由德方资助和提供相应条件，发挥双方教授、学者的才智，就中国农业实际问题进行合作研究，在解决实际问题服务于农民的同时促进学科发展，并培养新一代的科学家。合作领域由原来的三个扩大到土壤、植物营养、植物病理、农药药理、作物遗传育种、农业机械与喷药机械、作物生产、动物遗传育种与饲料、农业技术经济、市场学、农业推广、畜牧工程、食品科学等十四个学科，同时帮助建立一批现代化的实验室；并在北京农业大学建设了中德农业发展中心（简称CIAD）,两期（1979—1984，1984—1994）项目持续达十五年之久。其间中方有教授赴德从事合作研究、有博士生赴德接受培养、有研究人员赴德从事研究工作，共一百六十余人。其中许多人已成为学有专长的专家、学者和教授，特别是为我校培养了一批优秀的学科带头人。该项目促进了学科水平的提高，同时也加速了学校的恢复和发展，使学校在较短时间内总体实力恢复到了全国高等农业院校的首位，并有不少新的发展。 沈其益，一位年逾古稀的老科学家，为了两校合作项目，他亲自做接待工作、争取项目落实、代表学校签约以及积极推进项目执行，他工作热情感人，德方教授、专家都对他十分敬重。Turner校长称赞沈其益教授、Reisch教授是中德项目的两位创始人当之无愧。 中德农业教育合作项目是我国农业教育史上的一座丰碑。正如德国前总理科尔高度评价的那样：这是中德合作的典范。 1994年中德CIAD项目结束后,新的中德BMBF（1998—2003）以及DFG（2003—2008）两个项目又接续至今。先后历时三十余年，从综合农业发展项目进展到以粮食高产、资源高效和环境保护等多重目标相结合的综合研究项目。 关注农业生产中的重大问题，应用新的农业科学技术以提高产量 直陈中央，通报病虫害危情 1962年7月23日至8月1日中国植物保护学会在哈尔滨举行成立大会，沈其益具体组织了这次大会。这次大会选举产生了第一届理事会，沈其益为副理事长（俞大绂为理事长，戴芳澜为名誉理事长）。针对当时水稻螟灾减产情况，大会直接向中央提出紧急建议。由沈其益组织专家进行专题讨论，提出了《加强病虫害防治的紧急建议》，经中国科协书记范长江亲自送给正在北戴河开中央八届十中全会的国家科委主任聂荣臻，转呈周恩来总理和毛泽东主席。毛主席十分重视这一紧急建议，批示作为大会文件，分发给全体代表。这是首次将学会建议列入中央全会正式文件，为此在全会发表的公报中，增加了“要加强科学技术的研究，特别是要注意对农业科学技术的研究，大力培养这方面的人才”的内容。 倡导种衣剂的研究推广 沈其益作为植物保护教授深知传统农药拌种药效难以持久的局限，认为如果在种子上能有稳定的农药和适量的营养元素进行包衣就能抗病防虫、补充营养，从而有效地控制种子和苗期病害。于是他领导所属的科研团队，进行种子包衣技术的研究，并在江苏吴县农药厂建立了我国第一个种衣剂基地。之后，又先后研制开发了16种种衣剂配方，在棉花、花生、大豆、玉米等作物上使用，也取得了非常好的效果，并获得国家专利。 为了积极推动这项有利于作物增产的新技术，沈其益向时任中央书记处书记温家宝写信，提出了“发展良种包衣剂新技术是促进我国农业上新台阶”的建议，温家宝同志批示：“沈其益教授的建议，值得重视。请农业、化工、计委领导参酌。”此后得到农业部部长刘中一和农业部副部长陈耀邦的支持。后来各省市纷纷要求建厂生产种衣剂，他为此又写信给时任副总理朱镕基，朱即批示请经贸委将此列为产学研重要农业项目予以支持。经贸委（后国家发改委）决定以北京农业大学为技术依托单位，并拨款支持北京农业大学在校部建种衣剂研究开发中心、在涿县农场建种衣剂实验工厂。由于在种衣剂研究和应用上的巨大成绩，国家科委于1995年召开种衣剂推广项目表彰会，在该项目推广中北京农业大学获集体特等奖，沈其益等为个人一等奖。 截止到2005年，种子包衣技术依靠技术转让在全国各地建立了42个生产厂，有29个系列产品，推广应用面积达6亿亩，占全国作物播种面积1/3。据国家有关部门统计，仅此一项技术，在12年间经济效益总计约1500亿元。由于种衣剂有“四防”（防治苗期的病、虫、鼠、雀危害）、“三省”（省种、省药、省工）、“二增”（增产、增效）和“二保”（保苗、保产）的功效，非常受农民的欢迎。 探索小麦条锈病流行规律 小麦条锈病在我国流行成灾，十分严重，防御措施以培育抗病品种为主，但是，必须了解病害的流行规律。沈其益在兼任中国农业科学院植物保护研究所所长时，组织小麦条锈病研究专家和育种专家协作，长期坚持实地考察研究，查明了条锈病菌在西北、华北等地的越冬越夏基地传播流行规律及病原菌生理小种产生变异的地区和原因与小麦品种抗性丧失的关系。研究成果使我国从1965年以来就控制了小麦条锈病的大流行，这一成果对我国植病学科发展有明显影响，在国际上对小麦条锈病研究有重要参考价值。 棉病研究成果显著 沈其益从事棉病调查时，枯黄萎病只是局部发生为害并不严重。但是到了20世纪60年代，棉花枯黄萎病蔓延到全国各地，棉花减产严重，以陕西关中棉区为甚。1972年，沈其益从延安返回北京后，向农业部提出成立“全国棉花枯、黄萎病综合防治研究协作组”，在西安的成立大会上，被选为组长，北京农业大学成为主持单位，与植保所、棉花所，西北农业大学共同组成了领导小组，团结全国棉病专家，协作攻关。当时他对助手说，“重大的科学研究只靠一个人、一个单位的力量有限，要发挥社会主义优越性，组织大家协作攻关。”他们首先既抓病情的田间调查，又抓室内基础工作。在枯黄病病情普查上，统一分级，统一标准，弄清枯黄病单发区和混生区，以及无病区、零星病区、轻病区和重病区的分布。室内实验工作，那时“四人帮”横行，科研工作被冲击得七零八落，进行实验研究谈何容易，北京农业大学四处搬迁更没有条件，于是他们将全国有关省市的力量集中起来在西北农学院（现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与仇元等老专家共同组织了全国联合实验，从各地重病棉区分离获得76个枯萎病病菌菌株进行苗期感病性鉴定，抗病性鉴别的棉花品种选用亚洲棉（中棉）、海岛棉和陆地棉以及已发现的抗病品种作为鉴别寄主，最后将枯萎病菌株分三种生理型，并明确了它们在全国的分布区域。沈其益认为，对全国的枯萎病菌种和生理型（小种）进行统一鉴定，这样的工作进展很快，效果好，确定其类型和分布规律，有利于按不同地区病菌的致病性，有针对性地进行防治。 沈其益在研究时很明确，病害研究目的还要落实到防治上。由于棉花枯黄萎病是土壤传播的系统性病害，他们确定了以推广种植抗病品种为主的防治策略。在枯黄病病菌和生理型鉴定基础上开展全国抗病品种区域评比鉴定，并对棉花品种资源进行抗性鉴定。经过严格的实验，确定了陕4、陕401和86-1等系列抗病品种。在全国重病区进行推广，都表现出较高抗性。这一事实证明了全国协作组联合实验是正确的，并为我国培育和推广抗病品种提供了科学依据。 沈其益在这项研究中非常重视理论提高，注重学科交叉。在阎隆飞教授（科学院院士、植物生理及生物化学教授）的帮助下他的科研团队作了棉花枯萎病病菌致病和棉花抗病品种抗病机理的研究，用过氧化物同工酶检测棉苗的抗病性。实验表明，感病品种和抗病品种在未接种前用过氧化物同工酶的数量带都是一样的，在接种以后两者过氧化物同工酶的数量带都明显升高，但是感病品种的数量带比抗病品种的数量带要多。从而证明棉株中过氧化物同工酶带与棉株抗病性有着密切相关的关系，因此可以作为筛选抗病品种的一种生化指标。将同工酶研究应用到植物病理学研究，在30年前十分罕见，当时沈其益等人的研究成果应该是国内棉病研究中最早中文文献报道。现在已经成为研究植物病害侵染的常见生化指标。 沈其益在棉花病的研究中，不仅注重结合生产，并注意系统的理论研究，来提高水平。后来他在北京农业大学倡导成立了以棉病为主要研究对象的病理生理研究室，指导研究生从不同层次系统研究棉花受侵染和抗病性的整个过程。 沈其益在研究过程中，深入实际，常常亲自到田间调查，亲自制定计划，进行严格的科学实验。他还不顾年迈体衰，亲自到苏州常熟等地考察，见到当地引种具有高抗丰产优质等特点的陕401抗病品种取得大丰收时，他感到十分欣慰。 由于沈其益对生产的关注，发现问题早，抓得及时，研究深入、研究组在控制棉花枯萎病上的成绩突出，早在1978年获得全国科学大会奖，以后又获农业部的科学进步奖。他们培养的研究生遍及海内外，在教学和科研上发挥关键作用。他们和其他棉病工作者一起总结我国多年棉花病害防治研究成果，于1992年编著出版了《棉花病害——基础研究与防治》（科学出版社出版），其时距沈其益1936年编写的棉花专著《中国棉作病害》和《棉病调查报告》将近60年。 开展国际科技交流与合作的活动，做出突出贡献 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主要的国际活动主要在苏联及东欧国家范围内。沈其益于1950年、1954年先后到原民主德国首都柏林和保加利亚首都索菲亚参加第九次和第十次国际植保、植疫会议，并在1958年我国首都北京召开第十一次国际植保、植检会议担任大会秘书长。 20世纪60年代，我国外交工作的重点转向亚非拉美三大洲。1956年我国组织召开了“北京科学研讨会”，在此之前需派出科学代表团分赴亚非拉各国邀请各国派代表参加。沈其益受全国科协的委派担任代表团团长出访非洲加纳、几内亚、马里、摩洛哥和阿尔及利亚等五国。在摩洛哥时，大使告诉代表团周总理访问摩洛哥时曾指示大使馆设法从摩引进优良柑橘品种，于是他们专门访问了该国的柑橘研究所，沈其益提出要引种柑橘苗获准同意。次年一千株苗木（主要是脐橙，还有血柑）运回北京，被分配到南方四川、广东、广西、福建、浙江五省。这批苗木在这些地区生长很好，果实累累。“文化大革命”以前欧美对我国实行封闭，那时能有渠道引进规模如此之大的柑橘优良品种是非常难得的。 “文化大革命”结束不久，沈其益以中国农学会副理事长的名义率中国农学会代表团应邀访问日本。1979年美国农业部长到北京访问，沈其益陪同参加农业部长何康与美国农业部长的会谈。会谈中，美农业部长邀请中国派团参加美国首都华盛顿召开的第九届国际植物保护大会，何康当即表态由沈其益以植保学会理事长名义率团参加。这次是新中国的植物保护工作者第一次访问美国和参加世界植物保护大会。沈其益在大会上介绍了我国植物保护的发展和科学研究进展，特别应大会的要求增加介绍我国大豆病害和防治工作。大会闭幕时沈其益被大会推选为国际植物保护大会的常务理事。大会结束后沈其益率领代表团访问美国多所著名大学，沈其益到母校明尼苏达大学作报告。这是沈其益留学美国40年以后以新中国的大学校长和代表团团长的身份再度访美。该校的历任董事长、校长与他多次会晤，并商定与北京农业大学建立校际联系。1981年他又率中国科协代表团访问澳大利亚和西澳大学，并代表中国科协与西澳大学签订了双方交流合作协定。国际植保大会每四年一届，第十届和第十一届先后于1983年和1987年在英国和菲律宾举行，沈其益均率团前往，并在会议上作了大会报告，担任常务理事、名誉副主席。 沈其益教授是国内外著名的植物病理学家、卓越的农业科技工作的组织者、农业教育家，他把毕生精力献给我国农业教育和科学技术事业，功勋卓著。在他70余年的教育与科技工作生涯中，彰显了一位老科学家的崇高品质与风范。他辛勤耕耘，严格治学，谦虚谨慎，坦荡做人，心系祖国，无私奉献，是一位深受广大师生与同行爱戴、尊崇的科学家和学校领导人。 图片来源：https://shc.cau.edu.cn/art/2019/12/19/art_25387_655768.html 李庆基 王步峥. 沈其益教授[M]//吴汝焯，王步峥，许增华. 忆恩师. 北京：中国农业大学出版社，2010:145-167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