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菌生理是他开始较早而一直保持高度兴趣的研究领域。由早期对孢子萌发条件的了解到后来对卵菌营养的研究经历了30多年，每一阶段都有新的突破性发现。他突出的成绩始于1940年发表的题为《果生核盘菌(Sclerotinia fructicola)分生孢子的萌发，特别是关于铜的毒性》的博士论文。他用果生核盘菌为材料揭示了快速形成小型分生孢子的真菌，由于所携带的养料如碳源有限，在不供给外来能源的情况下，往往不能萌发。前人之所以未能发现这一特性是因为方法不当，在收集孢子时带进了足以满足孢子萌发的少量能源，通过洗涤出去孢子沾染的杂物后，果生核盘分生孢子就不能萌发。只有添加微量的葡萄糖或乙醇以满足其能源的需要，孢子才能萌发，在厌氧条件下只有葡萄糖才有效。此外还需镁离子以保持较高的萌发率。在排除混杂物质的干扰后，该菌对铜离子毒性的敏感性大大提高，比以往的报告提高了10~100倍。他测出铜对果生核盘菌的LD90剂量不是当时所认为的0.25~3 ppm，而是在0.025 ppm以下。而过去高耐药性的结果是在孢子上附有解毒离子（如钙离子）的存在下测得的。他还研究出解毒离子作用的大小是按离子价数的增加而提高。这一论文顿时在康奈尔大学农学院里引起震动。外系的人听了也交口称誉，认为是该院之冠，而被作为康奈尔大学农学院223号研究报告专门出版。

    1946年，他继续研究分生孢子的萌发的营养要求，发现围生小丛壳(Glomerella cingulata)孢子萌发时不仅需要碳源，还需要氮、磷、镁的供应。再次证实了他的一个想法，即没有理由设想一个真菌孢子要含有萌发所需要的全部营养。为了在自然界生存而产生大量小孢子，对一个只有一个细胞的小孢子要求外源营养才能萌发是不足为奇的。林传光提出的理念与发现以及提供的方法，成为研究孢子萌发条件、测定杀菌剂毒性极为有用的基石。他的工作在真菌生理领域中做出了贡献，得到国际学术界的公认。如20世纪50年代最出名的两本真菌生理学教科书：李利和巴纳特著《真菌生理学》及柯克兰著《真菌生理学》都引用了林传光的上述两篇论文，介绍了他的结果和方法。他正是以卓越的科研成果跻身于世界真菌生理界的前列。

    林传光还注意到我国种植面积最大的水稻病害，其中水稻粒黑穗病菌(Neovosia oryae)厚垣孢子萌发非常困难。1931年我国真菌植病界的前辈邓叔群做过研究，曾注意到厚垣孢子有休眠期并且萌发可能与光线有关，但未做实验证实。而林传光（1936）则是首先发现和确证稻粒黑穗病菌厚垣孢子一定要有5个月的休眠期后经过一定的光线照射才能萌发的第一人。而且分析了波长的影响，明确了短波长的光更为有效。这样就能掌握厚垣孢子的萌发条件，得到较高的萌发率，用以接种、鉴定品种抗性等工作上。1955年林传光又对光波的作用深入了解，证明只有在休眠期结束后湿润的孢子才对光敏感。光线不能代替休眠，但在0~3℃低温下，光线也能起作用。说明光线不是促进孢子的代谢，而可能是解除孢子萌发的抑制物质。病菌的这些特性对其适应生存条件是有意义的，人们也可利用这些规律减少厚垣孢子的萌发进行防治。

    对真菌的营养，林传光着眼于重要的植物致病菌又在真菌界中进化程序明显，位置正处于水生到陆生、由腐生到寄生的卵菌纲的营养上。林传光等发现瓜果腐霉(Pythium aphanidermatum)不耐高浓度的营养液，主要原因是高浓度的阴离子有抑制腐霉的作用。不同的阴离子有不同的抑菌力。而抑菌力的强弱随离子价数的增加而提高。这次序为柠檬酸>酒石酸、磷酸根、硫酸根、醋酸>氯离子、硝酸根，与感胶离子序相吻合，抑菌力与增加细胞膜的透性成正相关，而且阐明氯化钙和氨基酸有减轻阴离子毒性的作用。

    林传光在研究马铃薯晚疫病的防治的同时，不忘解决晚疫病菌(Phytophthora infestans)难于在人工合成的培养基上生长的问题。晚疫病菌属于卵菌纲比腐霉高等，接近于霜霉，因而晚疫病菌的营养要求成为植病界的一个公认的难题。1963年，由他领导的研究小组成功地设计出能使晚疫病菌旺盛生长的全合成培养基。而且所用的成分最简单，并不需要复杂的营养。他们还发现在有钙和有机二元酸存在的情况下，晚疫病菌能很好地利用无机的铵盐为唯一的氮源。有机酸提高了对铵氮的利用，但又有增加透性、螯合金属离子的不利作用，可以通过提高钙浓度来解决。从而了解专化性很强的寄生菌的生长只需要一般腐生菌所需的营养，没有更多的特殊要求。这样就不必设想专化性是由于缺乏必需的复杂营养所致。后来证实了不同生理小种在营养要求上并没有差别。在扩大疫霉的种和有机酸的种类后，证实这一营养特性是疫霉属所共有，只是其他疫霉对有机二元酸的敏感性不如马铃薯晚疫病菌，因而对钙的需要也不如晚疫病菌迫切。柠檬酸比二元酸毒性强，在降低酸浓度和提高钙浓度下，一般疫霉仍能生长。1964年在民主德国路塞维兹(Lusewitz)召开的“抗晚疫病和其他块茎腐烂的国际讨论会”上，林传光以《晚疫病菌营养的特殊性》为题作了报告，获得国际同行专家的一致好评。当时有同类性质的报告，却在使用复杂的配方以为晚疫病菌需要复杂氦源，而且还得不到旺盛的生长。对晚疫病菌需要钙这一发现，一直未被国外学者重视，1965年Roncadori也有类似报告只是用钙量稍低。到1976年才有苏联奥科罗科夫(OKOPKOB)等人加以报道，予以肯定。1978年日本人日下和北井再度证实这一需要。而对氦源的利用，一直到1980年还以为需要复杂氮源。因此，对疫霉的营养，尤其是对晚疫病菌营养的了解领先国际水平几十年。

    林传光等还发现了不同种的疫霉菌分解淀粉的能力有不同，同种内则比较一致，种间有明显的特异性。因而有可能将淀粉分解能力作为种的特性用于分类鉴定。他们根据淀粉分解能力的明显差异而把寄生疫霉(Phytophthora parasitica)和棕榈疫霉(Phytophthora palmivora)分开，解决了有人要将这两个种合并的问题。这一特征的提出得到疫霉分类学者的认可，而把淀粉的利用能力规范为淀粉水解指数(SHI)，作为一个性状在鉴定疫霉时加以应用。

全面阐明马铃薯退化原因、
首创用马铃薯茎尖培养脱毒的无病毒植株

    20世纪50年代在全国学习米丘林遗传学的热潮中，带来了李森科对马铃薯退化的观点。按这观点，马铃薯退化是由于马铃薯在结薯期遇上了不符合马铃薯本性的高温，从而引起种薯在个体发育上的衰老而退化。根据这一观点提出的防止种薯退化的方法是夏播，有的苏联学者甚至否定马铃薯中有病毒的存在，认为靠无性繁殖的马铃薯没有经过有性阶段的胚胎复壮，必然引起发育年龄的老化。当时迫于政治压力，有的科学家不敢说真话。但林传光敢于坚持真理，明确肯定马铃薯病毒病的存在，曾多次阐明自己的观点。但他并不停留在1922年匡杰(Quanjer)发现昆虫传播马铃薯病毒病时的水平，局限在防治病毒病的侵染上；而是认真研究夏播马铃薯之所以能防止退化的原因。根据他实际观察和试验，在北京地区种植马铃薯只要一年就有近100%的后代退化，减产30%以上。而在北京南方的安徽省界首县却能提供不退化的种薯。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界首县有一套保持土壤低温的栽培措施。他逐步形成了这样一种设想：由于马铃薯用块茎无性繁殖，病毒能一年年传下去，而马铃薯病毒在田间又可借接触和蚜虫传播。经过多年的无性繁殖积累病毒，老品种块茎病毒的感染率接近饱和。因此，在不适宜的条件下种植一年就退化的原因可能不在于单纯感染率的增加，而是不良环境下种出的块茎所形成的植株大大降低了对早已存在于植物体中的病毒病的抵抗力。通过种薯病毒率的检测证实，通常所用不退化的种薯都带有引起花叶病的X和Y病毒。在经温度对病毒量的影响的一系列试验，尤其是1956年后，用无病毒实生苗在防虫的土壤恒温槽的试验和在西藏冷凉地区提高种性，以及改变昼夜土壤温度对提高种性的影响等试验，基本上证实了他的设想。实验结果表明，较低的土温能使已经退化的种薯种性提高，所长出的植株虽带有病毒，但含量减少。症状减轻，产量提高。在西藏日喀则的冷凉条件下，提高夜间温度会增加当年马铃薯中X和Y病毒的含量，加重花叶型退化的程度和降低当年与来年的产量。白天的高温因增加了昼夜温差，反而有利于耐毒性的保持。在北京条件下接种Y病毒后降低土壤温度也能减少Y病毒的侵染，说明低土温有利于马铃薯抗Y病毒的扩展。正如他在《在马铃薯退化问题上耐病性变化观念的形成和验证》一文中所提出的：“一个合理的假设是马铃薯在适宜的环境条件下，可以受到病毒的侵染而不受害。不良的环境条件使它失去对于早已潜伏体内花叶病毒的免疫性。影响免疫性的环境条件，显然不在地上而在地下。”“花叶病毒传染的环境比马铃薯丧失耐病性的环境更广泛。”实验证明：不利气候条件在多方面能引起感病毒后的种薯退化。要防止退化，既要防止病毒的侵染，也要配合以适宜的留种技术和条件。这就给制定防治退化的留种体系提供了理论依据。他在研究退化受环境影响的同时，也注意到病毒的侵染在马铃薯退化上仍然起着重要作用和无病毒种薯在生产上的重大意义。在1960年前后，他就积极倡导并安排人力用茎尖培养脱病毒的再生植株繁殖无病毒种薯。这一想法开始时未被理解而受到干扰，后来这一建议在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和微生物研究所的积极配合下试验成功，得到贯彻。以后又得到各地行政、生产部门的重视，采纳执行，形成了较完整的无病毒留种体系。1978年在内蒙古自治区开了鉴定会。那时已重病在身的林传光以极大的喜悦亲临现场检验效果。他倡导的无病毒留种和良种繁育体系得到一致公认。防止马铃薯退化研究成果获得1978年科学大奖。

发现了马铃薯晚疫病的流行规律

    晚疫病是我国东北、华北、西北与西南主要马铃薯产区威胁性最大的病害。新中国成立初期农业科学界对晚疫病的突然暴发和流行规律很不了解，因而化学防治效果很差。1952年中央农业部为此召开了专题座谈会，林传光应邀出席作了报告又向老农学习。他从生产观点出发，先抓发病规律以便采取应急对策。从流行学的观点，除非是有大量的外来菌源，任何流行病不会在极短的时间内蔓延成全地区的灾害，总有一个病菌量的积累过程。从初期少量发生到暴发性的大流行之间，时间的长短是衡量能否采取应急措施的依据。而初侵染是本地的还是外地的，是少数的还是普遍的，又是影响防治效果的重要因素。根据这一正确的指导思想，他的助手在实地发现为数不多的本田的中心病株是初侵染来源。由中心病株出现到大面积普遍蔓延至少要2~3周的时间。这样就有充分的时间进行化学防治，从而收到了良好的效果。随后，他们又肯定了北方马铃薯产区的中心病株来源于播种的病薯。而病薯播种在地里所形成的幼苗染病早晚不同而有抵抗力的差异，只有少数形成出土病斑。病斑出土后只要遇上适宜的温湿度条件，就会形成孢子囊传播到附近植株引起再侵染。因而种植病圃，根据病苗出土情况和再侵染次数，结合气象条件就可以较准确地预测晚疫病是否流行。由于对晚疫病流行的了解和具有成效的防治，曾于1955年获得中国科学院集体成果二等奖。在利用抗病品种防止晚疫病的问题上，林传光及时地汲取国外有关生理小种适应性变异造成抗病性丧失的教训，不把希望全部寄托在含有专一性的有显性抗病基因的免疫品种上。在1959年前后，我国曾从苏联、东欧引进一些抗病品种，由于带有显性抗病基因，在当时国内生理小种还比较简单的情况下，表现得几乎完全免疫。这些品种受到育种工作者的青睐，争相用作育种亲本。林传光则坚持强调，用有“田间抗病性”的一些老品种以防止抗病性的丧失，并对“田间抗病性”品种做了多年的系统观察和鉴定，证明其防病增产作用。在他的倡导下，“田间抗病性”得到重视，现在各地育成的品种有些便含有“田间抗病性”，在防治晚疫病中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在水稻病害研究上的贡献

    林传光刚从大学毕业就对我国最大宗的粮食水稻十分重视，并对水稻上的病害做过调查和研究。最早发表的论文都是有关水稻病害的研究，是由中华文化教育基金会资助的。如对稻胡麻斑病(Helminthosporium oryzae)做了很全面的研究。对病害造成的损失、病菌越冬场所、初侵染来源、稻的感病时期、品种抗病性和防治方法都做了详细研究。根据3年幼苗接种试验，于500余号品系中选出不同生长期均有抗性的品系3号。并将研究结果写成《稻胡麻斑病之研究（其二）传染与防除》论文，与魏景超对稻胡麻斑病的研究分别以同一大题目下的两篇论文，发表在金陵大学农学院丛刊第44期同一期上。这在1936年无疑是一项较全面完整的研究，也是开中国稻胡麻斑病系统研究之先河。

    林传光还潜心钻研水稻的生理，了解水稻要淹在水中的道理。因为从实测的水稻用水量并不比大豆更高，但是根部却要浸没在水中。改种陆稻则不仅产量低而且黄化枯尖，甚至早死。他在1946年和1949年发表论文阐明，水稻需要淹水主要是要保持较低的氧化还原电位，以利于二价铁的利用。在水培情况下不断补充二价铁的供应，水稻能很好地利用硝态氮和氨态氮，并能吸收铁而不表现黄化。但在静止培养时很快出现黄化缺铁症状或枯尖。这种现象能在加入适量的巯基乙酸和半胱氨酸而得到克服。而硫氢基的作用只在水培中发挥作用。在陆地盆栽，虽然每天浇灌浓度为0.01%的巯基乙酸钠还不能防止黄化，不如每3天喷1次0.05% FeSO4的效果。经过不断试验，他利用有机肥料改变土壤有机质条件，以改善对铁的利用，并设计收集土壤淋洗液的装置收集和分析了淋洗液。结果表明，黄花症状轻的淋洗液中可溶性铁增加，氧化还原电位也低。虽然水稻变旱作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但他对生产问题的关注精神是令人敬佩的。

以植物病害的防治为己任

    林传光一直将农业生产放在中心的地位，以植物病害的防治为己任，并且身体力行。如他自大学毕业后的第一项研究便是水稻病害与作物病害调查，而后来重点研究的马铃薯病害，这两种作物都是单位面积产能量最高的作物，可以解决人民的吃饱问题。他十分重视向基层科技工作者学习。如他研究马铃薯晚疫病和退化时，最早请教的就是地方农业技术推广站的技术人员，因为他们有实践经验掌握第一手资料。他既当老师又当学生，成为他们的好朋友受到他们的尊敬。再就是向老农和地方试验站和研究所的工作人员学习。在实地调查时从不指手画脚而是亲自动手，如了解马铃薯块茎腐烂情况时，到老乡的薯窖里观察。老乡的窖是井窖，底部再挖一个或两个侧窖放马铃薯，窖口很小，只能容下一个人爬上爬下。林传光毫不犹豫地自己下去观察了解，上来时头上、衣服上粘了土也一点不在意。他就是这样掌握第一手资料的，给在场的学生做了示范。马铃薯晚疫病的研究就是在1951年大流行后中央农业部召开了马铃薯晚疫病座谈会，他感到重担在肩，责无旁贷，立即开展研究工作，以后还经常参加技术推广站的总结会。直至在生产第一线指导了山西雁北、晋北专区上百万亩面积的晚疫病的防治。在防止马铃薯退化上，也是亲自下田间调查测温度，后来虽然因健康原因不能亲自下到田间，但仍旧指导着茎尖脱毒和马铃薯的无病毒留种体系的建立。最终他在有生之年看到了大面积的无病毒马铃薯留种基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极力宣传推广种子处理。植物病理学会出版的《植物病害丛刊》中就有林传光1952年写的《种苗防病处理》一书，为新中国成立后防止黑穗病等起到很大的作用。

    此外，对于杀菌剂，林传光除了研究金属离子对菌的毒性外，还十分珍视中药的抑菌作用。在20世纪 40年代末，链霉素刚刚问世，对肺结核病还没有很多特效药时，他对传统的油浸白果治疗肺结核病的效果感兴趣。经他和合作者对有效物质进行分离和测定.结果得出有效物质白果酸的结晶，并证明有抑制分支杆菌的作用，为中药治病提供了科学依据。另外，他根据所测抑菌效果提出传统服用量是否太少的疑问，并对油浸可能起到增效作用也作了推测。他还和合作者对中药狼毒(Stellera chaemejasme)的抑菌物质进行抽提和对其性质加以了解。证明其对真菌的抑制作用，还发现其对细菌的抑制力反不如对真菌，对动物则只有非常弱的毒性。成为最早使中药现代化和了解其药理学的先驱者之一。他对中草药的杀菌作用兴趣不减，还翻译了托金著的《植物杀菌素》一书。到晚年还指导中医研究院中药研究所的研究人员进行中药的研究。

    林传光受业于我国真菌学的创始人戴芳澜，又在康奈尔大学研究生院副修真菌学，打下很深的真菌学根底。他自己也对真菌非常热爱，写了数本植物病原真菌的教科书。外出调查与采集往往都能发现特殊真菌的存在，如他在1933年就在福州鼓山为戴芳澜采到一个类似碳棒菌的标本，后来被戴先生定为拟碳棒菌新属(Xylariopsis)。1936年他回福建任教期间,经常深入田间、果园调查植物病害，又于年底前往闽清、漳州调查，后来将结果写成《福建重要植物病害简报》，所列举的水稻、蔬菜、柑橘、甘蔗等作物的各种病害，大多为前人所未曾发现。该《简报》上交福建省政府主席，引起重视，要请他到新成立的福建农学院任教。后来此简报刊登在金陵大学农学院农林新报上。

生产、科研、教学三结合，教书育人呕心沥血，鞠躬尽瘁

    林传光一生除了亲自从事科研工作外，有30多年是在学校里从事教书育人的工作，造就了一大批植物病理界的人才，数以百计。亲自指导过的达数十人。同时他还注意填补植物病理学界的薄弱环节，如植物线虫，他就专门培养研究生还送出国深造。他们大多已成为我国植物病毒、真菌病毒、病害流行、病菌耐药性、植病线虫等领域的学科带头人或某些作物病害的专家，还有两名院士。这都和他的严格要求、言传身教和诲人不倦分不开的。20世纪30年代，他在金陵大学任助教时，谁的真菌图画不好，就不让他离开实验室，连和他年龄一样的同辈人也不放过。在北京农业大学期间，他教授植物病理学和植物病害防治课，他在课堂上话语不多用字简练，没有多余的话，一堂课下来，笔记内容丰富，简直就是一份条理清晰的讲义。学生都非常高兴，没有学生不佩服的。教植病防治课时，他曾亲自带实习，下乡为老乡做药剂种子拌种示范，学生从中掌握了知识。20世纪50年代，他带研究生时，曾组织读书报告会，主要由他综述当时生物学各领域的最新进展，不限于植物病理学，还包括遗传学，微生物学等学科。大家听得津津有味，开扩了眼界，拓宽了思想，博得一致好评。因为讨论热烈，常常忘了下课。他对学生要求严格但又宽容。在50年代初期试验条件很差，他有一套从美国带回来的PYREX硬质玻璃半自动重蒸馏水器供系里使用。大家都半开玩笑但又认真地称呼这是林先生的“命根子”，无不小心又小心地使用，互相告诫。但是，还是有意外发生了，有一同学在使用过程中忘了加水而由电炉烧过夜，将容器里的水蒸干了而烧得通红。慌忙之中往里注水，致使玻璃容器炸裂。这同学知道闯了大祸，硬着头皮找了个伴去向林先生认错，心想一定要挨林先生大发雷霆的申斥。没想到林先生虽然不高兴但非常平静，完全没有大动肝火，话也不多说，只说：已经这样了，能不能利用那个冷凝管，因为那是硬质玻璃的，是防止杂质的主要部件。还不无惋惜又语重心长地说：“如果当时冷静些，不马上往里注水，关掉电源，让它自己慢慢冷却可能不会烧坏。”我们听了都十分后悔，无地自容。后来林传光真的请农化系的技工将冷凝管利用起来做成一个要人看管的水蒸馏器勉强使用。由这一例可见就连他最宝贝的仪器被损坏了也没有暴跳如雷。他知道学生已经很后悔自己犯的错误，认识就可以了，会铭记终身，过多的训斥都是多余的，不必让学生下不来台，可以看到他对学生的爱护。另外，他心胸宽广、品德高尚，对在政治运动中受当时极“左”思潮影响而说过过头话与无理批判他的人从不记恨、不挟嫌报复。相反，在提职提级的讨论时他能如实反映、秉公办理，使他们得到合理的升迁。对此得到当事人由衷地感激和愧疚。晚年，他患了气喘和帕金森氏综合征，不能亲自动手指导，但对后辈学生反而更是关怀备至，如同父兄。病中还为学生校阅译稿，直到生活不能自理时，还由他女儿读译文，自己看原文，字斟句酌、一丝不苟。如《植物和寄生物关系的生化问题》、《植物病程》等书都是在这种情况下校阅出来的。就连他说话写字都很困难的情况下，半卧在病床上仍旧坚持不辍。去看望他的人见此鞠躬尽瘁的情景无不为之动容。正是因为他以全部身心投入教学事业，凡是受过林传光教诲的无不交口称誉。林传光还花了相当大的精力编写教材，翻译有关植物病理新进展的书为培养和提高学生水平所用。他认为是有价值的事现该去做。如《普通植物病理学》、《植物病理真菌学》、《植物免疫学》、匈牙利吉罗利等著的《植物病理学方法》和《植物学名词解解——病理分册》等，最后一本是1981年他去世后才出版的工具书，要时常查阅，每到用它时都会怀念林传光的呕心沥血的辛劳。

对科学事业锲而不舍，坚持实事求是的作风

    林传光学习刻苦，治学严谨。他的同学美国匹茨堡大学李景均教授在为他的论文集所写的序言中说：“我一生所认识的朋友中，很少有像林传光那样吃苦用功的。无论环境如何恶劣，他的科学兴趣始终不变。无论设备如何简陋，他的研究工作延续不断。凡认识传光的人，必会与我同感；他是一位沉默寡言的人，不苟言，不苟笑，思考周密，治学严谨。他从来不说大话，不说空话，不说谎话，不说废话。”正如李景均所言，林传光热爱科学事业达到如饥似渴的程度。为了验证它的科学设想，总是千方百计地进行试验，锲而不舍。例如，为了找到使已染病毒的种薯复壮的生态环境，他利用了中国得天独厚、独一无二的西藏高原的高海拔，终于证实了环境对提高病毒抗性的设想。一生中，从他对研究工作的延续性上完全体现了他那种不得结果誓不罢休的顽强精神与坚韧不拔的毅力。如他早期从事的卵菌生理的研究，1949年以后一直没有忘怀，20世纪50年代就让助手进行探索，终于在60年代有巨大突破。关于晚疫病由发病中心开始的设想，先是由实习同学进行观察的，但未及时发现，他并不动摇。1953年把这任务交给专职研究人员，终于证实了他的想法。晚疫病传播距离调查，他和工作人员一起辛苦地在大面积的马铃薯田里数了几天病斑数，随后不顾疲劳，马上算出分布找出规律。对想歇一歇的同志，他语重心长地说，科研最主要的是探求规律，不是一个临时工，干完活算完成任务。他的助手都羞愧地低下了头。他认为，搞科学研究没有8小时工作制，每天、每时、每刻都应当想着研究工作，才会有所发现。他对科学事业的执著追求，正是他不知疲倦地奉献终生的动力。

    林传光除要求学生善于动脑外，还要善于动手，反对夸夸其谈，崇尚精简节约，自己身体力行给学生做出榜样。他的博士论文所用的厌氧萌发装置，就是自己用容量瓶做成的，简便易行。后来，稻缺铁黄化试验需用土壤淋洗液收集装置，也是由他设计，专门由玻璃厂吹制的。被烧坏的水蒸馏器还把可利用部分冷凝管做成了另外一个水蒸馏器继续使用。20世纪50年代研究马铃薯退化所需的防虫土壤恒温槽，也是他设计施工的，成为研究温度对病毒的影响的很好的设备。在他的影响下，学生们也形成自己动手，勤俭朴素的作风。他自己对生活衣着更是不讲究，有一次因为工作需要，去添置一套西服，夫人殷美姑陪他上城里服装店购买。只到了一家，刚看了一套，他就要买下，不听夫人的劝告，死活不肯多花时间再去几家，多挑选几件再定下来。在那年代一套西装价格不菲，和工资收入相比更是昂贵，他也不管。他不肯在科研以外的事上多花时间，惜时如金，可见一斑。

    林传光敢于坚持原则，而又虚心学习，他对马铃薯退化问题，是真心实意地吸收李森科低温有利于马铃薯种性这一观点的合理部分。但他从耐病毒方面考虑，又坚持病毒在退化中的作用。这不是一种妥协，有人误解他，他曾不只一次地明确表明自己的观点。他在研究退化问题的进程中，注意到病毒侵染率的提高在退化中的作用比原来估计得要大。所以在证明耐病毒性受温度影响的同时，积极提倡茎尖脱毒、无病毒留种和建立良种繁育体系的不同等级的基地，使防止退化的措施更加完善。表现了科学工作者实事求是的精神。

    林传光沉默寡言、目光深邃。学生初见面时有点拘束，有的学生说在没有辅导前我很怕林先生，辅导后我感到很愉快，与他接触时间长了，都感觉他和蔼可亲。他在生活上极为随和。与他一起出差张家口时，普通小饭馆都可就餐，有时为了赶火车，买些干粮和熟食就在马路旁，席地而坐也能对付。他有一次乘夜车去张家口参加技术推广站的会议，在下半夜到达。会议上没有人去接车，会场也无人接待。他自己到会议地点，在椅子上坐到天亮。早上会议主持人发现后，为此感到万分的抱歉，他却毫不介意。这件事在张家口农业系统技术部门传为美谈。河北、山西、内蒙古等省区农业系统的人没有不知道林传光教授的。林传光还是一个具有生活情趣的人，热爱家庭，感情深厚。有幽默感，兴趣广泛，喜好京戏、打桥牌，会跳舞，而且跳得很稳，只是在年节喜庆日子极少的场合下，偶一为之，作为调剂。

    林传光已经离开了我们。但他的音容笑貌一直留在大家的心中。他在植物病理学上的贡献和精神财富更是留给中国农业界的宝贵财产，也是农大人的骄傲。他的女儿林怡在林传光的科学论文集中写了一篇《怀念我的爸爸》纪念文，其中写道“爸爸是个典型的沉默寡言的人，喜欢深思，分析问题精辟，一针见血，耐人寻味，生活小事极为随和；但若遇到原则问题又惊人地固执。他从不吹嘘，从不夸大。我们都记得爸爸不止一次说过，他最欣赏孔子的名言‘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他曾把这句格言引在他的博士论文前页。他对那种自吹自擂、哗众取宠的人嗤之以鼻：对那种趋炎附势，依靠钻营而猎取名利的人深恶痛绝。他要我们出污泥而不染，在任何环境中不可染上吹吹拍拍、华而不实的恶习。我不记得和爸爸聊过‘人生哲学’，但他的一言一行却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巨大影响。无形中构成我和妹妹相同的做人准则。”这一段话虽然是对亲人的缅怀与赞誉，作为后学及与林先生接触过的人一定也会赞同并与之共勉。

图片来源：https://xyh.cau.edu.cn/art/2012/1/9/art_22589_426727.html

黄河. 林传光教授[M]//吴汝焯，王步峥，许增华. 忆恩师. 北京：中国农业大学出版社，2010:129-1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