裘维蕃—我国植物病毒学科的奠基人|弘扬植物病理学科学家精神 裘维蕃教授 (1912—2000) 勤奋奉献的一生 裘维蕃，江苏无锡人。父亲裘昌年是国学教师兼书法家，依靠教书和卖字度日。母亲过墨琴来自农家，一生勤俭持家、相夫教子。在父母的严厉要求和培育下，6个子女都成为积极上进、学有所长的人才。他在家庭环境长期的熏陶下，自幼参加种菜浇水、采桑和收蚕等农业劳动。他热爱农事，同情农民。在无锡辅仁中学攻读初中时，学习按美国中学所设置的西文班课程和外国文学等英文读本和小说，为他打下了坚实的英语基础。那时他就能把英文版的“西洋史”，背诵如流，每次考试成绩都在90分以上。在少年时期他还通读家中所藏的《纲鉴易知录》、《古文辞纂类编》、《唐宋八大家文集》以及《西游记》、《水浒》、《三国志》、《红楼梦》等和很多西方小说的中译本。因此对文学也产生了浓厚的兴趣。随之又喜欢上了印刷和出版，其间曾和好友办了一张小报《孤言报》，担任社长，立志“作民喉舌”。由于经费短缺，只出版了两期。在15岁时不幸染上了伤寒病。使他成为一个重听或半聋的耳疾患者。虽然饱受痛苦，放弃了吹笛子、拉胡琴、弹吉他等音乐爱好，但也保证了将更多的精力和时间投入学习。进入高中以后，他努力攻读数、理、化课程，1931年因慕名南京中央大学工学院的几位名师在教授数、理、化课程，于是在那里借读一年，获益匪浅。 由于在青少年时期对自然科学的浓厚兴趣加上自学过《生物学》，尤其受其中邹秉文书写的《植物病理学》部分的激发，在1931年报考金陵大学理学院植物病理系。录取后随系转至农学院，受教于戴芳澜教授和俞大绂教授，并在俞先生的指导下完成毕业论文。经金陵大学开放的书库、少而精的教学方法和重视学生独立工作能力的培养，以及他学而不厌、顽强进取的精神，因此在学业上取得了优异成绩。曾获得生物实验报告优等奖的奖学金，还担任过植物分类学的半助教。在“九·一八”事变后还积极参加学生会组织的军训，准备参军抗日。1935年春季毕业获农学学士学位并留校，任俞大绂教授的助教，任教期间广泛联系实际，曾到山东调查小麦品种抗锈性；随同戴芳澜教授到南京采集菌物标本，并且对水稻病害、蘑菇栽培和食用菌进行过深入研究。1940年夏在福建农学院工作一年，曾以步行调查的形式，进行植物病害调查，完成“福建经济植物病害志”等研究报告。随即应当时在昆明的清华大学农业研究所的邀请，在戴芳澜教授主持的植物病理学组做菌物学的研究工作。为了解决抗日战争中研究所经费不足和改善教职工的生活，他从曲霉中分离出发酵大豆的菌种，制作酱油，经办了一个酱油厂，并且每天步行十余里到中学代课，以收入填补家中四口的清苦生活。当时各研究组在老前辈精神的鼓舞下，因陋就简，有什么条件就开展什么课题，做出了许多成绩。由于当时处于战争环境，国内许多学术刊物停刊、研究结果不能发表，他认为自己年纪轻、精强力足还要尽力干一番事业，他的这些想法得到戴、俞师的认同。1944年俞师帮他申请到美国威斯康星大学研究院的奖学金，于是其赴美国深造，师从著名植物病理学家J. C. Walker进行瓜类黑腐病的研究，并得到国际植物病毒权威J. Johnson教授的指点，学到了许多植物病毒的知识和研究技能。在留学期间，他的听力每况愈下，不能完整记录笔记，只能先以助听器记录要点，利用课外和休息时间，阅读参考书，找寻全部答案，再经整理，打字完成。在这种自喻为“自力更生”的学习方式帮助下，他刻苦努力，一直保持“优胜”成绩。尤其被教授赞赏的是他手绘的彩色、精美、正确的实验报告。当时在威斯康星大学修习博士学位，必须经过三关考试，先是通过德语和法语两门欧洲语言的考试，第二关是1946年夏季的业务考试，需要回答包括《植物病理学》、《植物学》、《植物生理学》等多学科知识的提问。由于取得优异的初试成绩，经导师提名，他被选入美国的GAMMA ALPHA—优等研究生会，成为此荣誉学会的会员。1947 年秋通过最后一关—博士论文答辩，获哲学博士学位。继而又被导师提名，选入美国的最高荣誉学会SIGMA XI成为会员，得到荣誉证书和金钥匙。在博士论文答辩后，还没等到举行毕业典礼，由于思乡心切，并考虑植物病理学在国内、外地域之间存在差异，他放弃了博士后的深造机会辞别Walker教授。在临行前，教授语重心长地说：相信你的能力可以回去独立解决中国的农作物病害问题了。在Walker教授的建议和经费支持下，他先参观了美国东部的一些大学，再辗转奔波，于1948年春季回到北平的清华大学农学院，在植物病理系任教。1949年北大、清华、华大三校合并后，与俞大绂、林传光、戴芳澜、周家炽等诸师共事于北京农业大学。他思想进步，学校安排他和其他几位教授先后到华北革命大学政治研究院参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社会发展史、政治经济学和一些哲学著作的学习。通过听报告、自学、小组讨论，他系统地接受了革命思想，认识到共产党的伟大和祖国的光明前途。
1947年裘维蕃在美国威斯康星大学 在革大学习不久，爆发了抗美援朝战争，在朝鲜战场上发生了细菌战。当时他将在美国读书时了解的有关美国在细菌战方面的研究工作，写成报告，送给陆定一副总理。于是在革大毕业以后接到反细菌战委员会的通知，被分派到农业微生物组，分析从朝鲜战场和我国东北收集的美军从飞机上投下的植物材料。经过分离研究得到美国使用细菌武器的大量物证。为了昭示天下，动员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们形成舆论压力，中央决定在国外举办反细菌战展览会。在周恩来总理的直接领导下，他参加了专家组。在1952年11月至1953年3月于维也纳的苏占区“国际和平大会”会议期间，负责解答外国参观者提出的疑问，并且和一些专家座谈。通过在国外的这些活动，显示了我国揭发细菌战的科学水平和能力。对宣传正义、保卫和平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为此他获得奖章和奖状。
1952年12月至1953年3月，裘维蕃赴德国莱比锡参加反细菌战展览会专家组活动时，与外国专家讨论问题 自20世纪50年代以后的40余年中，他在教学、科学研究、学会、科学普及、国内外学术交流和社会活动等多方面奉献出毕生的精力，硕果累累，受到各界人士的高度评价和赞誉，成为我国植物病理学界的大师。他前后教授《农业植物病理学》、《病毒学》、《细菌学》、《植物病理学技术》和《真菌学》。为建立我国高等农业院校植物保护教学体系做出了突出成绩。在北京农业大学从师于他的18位助手，继他之后，成为真菌、细菌、病毒、线虫各分支学科教学和科学研究的骨干力量或学科带头人。受教于他的50余位研究生和大批的学生目前亦广泛活跃在国内各主要研究机构、高等院校和科技管理部门，已经或者正在创造着多项业绩。他不愧是我国植物病理学的奠基人之一。 十年动乱后期，他曾到河北衡水地区武邑县蹲点。后又随学校搬迁到陕北甘泉县。在极“左”路线的影响下，当时领导不相信教授们有什么本事，公开表示：要真有本事，到清泉沟的第一年就应该能生产出100万斤粮食。教授们的合理化建议常被嗤之以鼻、并责令：不要听这些“老九”的。在这样的瞎指挥下，60多岁的他每次休假后都要骑自行车到20余公里以外的清泉沟（当时的校部）去劳动改造和学习毛泽东思想。由于他的认真和努力，曾被评为“五好战士”。在他记忆中曾为清泉沟和陕北做了两件事。一个是用“愚公移山”的精神搬运泥土和石块，劳动了几十天，在上游筑成一条宽两米，高十余米的土坝，拦住上游的水，让其聚积成一个小水库，到春季需要水的时候就可以利用。由于当时不了解当地地质情况，后来竟然发生水库渗漏的问题，虽然事与愿违，但是由他、沈其益教授等三位老人修库的举动受到了普遍的赞扬，沟里人称这个坝为“三老坝”。还有一件工作是到陕北榆林地区办了一个植物保护培训班，培训陕北各县的植保或农技干部。 1972—1976年，学校受到极“左”的涿县工宣队的干扰，派系斗争愈演愈烈，老教授们处于惶惶不可终日的环境中。有一次来抓人，他由年轻人帮助，爬墙逃出。绕道返回北京，住在北京旧校址一间平房内。他在简陋的条件下，自己搞了一个“小暗室”，洗像、印像和放大。他从中科院借来很多书籍、资料，为了节约抄写参考文献的时间，他自制了一个胶片阅读器，可以把必要的文献部分翻拍下来。他充分利用这段闲散时间，积累资料。在全国还处于十年动乱的几年内先后到全国10个省、市报告有关植物病毒学和植物病毒问题。同时写出了许多小册子，包括马铃薯环腐病、禾谷类病毒病、哈密瓜病毒病和植物抗病毒机制、病毒病研究新技术以及经过实地考察，提出的针对各地具体病害的防治方法等，总计40余次学术报告，受益者2万余人次。 1976年结束了国内十年动乱的噩梦，迎来了科学的春天，焕发了他的政治热情和工作激情。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他再接再厉，进入了创业的巅峰。在接受番茄病毒病课题以后，他从中医治理疾病的理论中得到启发，能否像利用中草药增强病人体质，以促进人体自身的抗病机制一样，研制出一些外用物质，喷施在番茄上，激发番茄自身的抗病机能，以克服病毒造成的病理影响，使病毒不能起致病的作用。在他的领导下，成立了课题组，经过9年的努力，在植物油中筛选和制备成功了一系列抗病毒诱导物质，并且证明能被植物吸收、影响基因向抗病或耐病方向表达，而对植物不产生任何不良副作用。其代表产物是1983年研制成功的，按上述机理叫做“耐病毒诱导剂”，代号NS—83。在1985年、1990年“耐病毒诱导剂”防治病毒病及在蔬菜、烟草上的增产效果，两次通过部级技术鉴定。由于在研究思路上与西方30余年来欲寻找的药物“只在植物细胞内消灭病毒而又不损害植物细胞本身”截然不同。因此，被认为是我国自主发明的，第一个防治植物病毒病的制剂，是防治植物病毒病的一条新途径。这项成果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奖，并在人民大会堂颁发奖章。在这段时间，他不断接到国内外学术单位的邀请，先后到美国（1979年和1983年）、澳大利亚（1983年）、英国（1987年）、泰国（1987年）、墨西哥、哥伦比亚和秘鲁（1987年）、日本（1988年）、朝鲜（1990年）等国参观、考察和交流，并在许多国际会议作学术报告，全面介绍我国的农业科学研究、中国植物病理学的发展、中国植物病毒研究的发展成果，为学术界留下了中国科学发展史的珍贵资料。 他在国内各地的访谈和报告，广泛涉及科技兴农、农业科学研究的系统化，农业教育改革等内容，还有对植物病理学、菌物学、植物病毒学的专题论述，以及为各类科技书籍写了许多序言。与此同期，他常年笔耕不辍，著书立说，出版了《植物病毒学》（修订版），主编《植物病毒学》、主校译《真菌学概论》，主编《英汉植物病理学词汇》，《菌物学大全》，还有院士系列丛书《菌物世界漫游》以及传记类自述书籍《农园植病谈丛》和《农苑历程散记》。他还担任多种专业刊物的主编或编委。担任国际植物病理学会四届、五届理事及终身荣誉会员，先后任中国植物病理学会的秘书长、理事长，中国真菌学会荣誉理事长等。为我国科学技术协会的发展和科学普及工作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他的一生建树超凡，曾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1980年），第三届北京市政协常委，河北省五届人大代表，第五届全国政协委员，第三、第五届全国人大代表和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委兼科教文卫委员会委员，1984年当选为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副主席。1981年光荣地加入中国共产党。20世纪90年代以后因年事已高、改任各种荣誉委员和顾问。 勇于探索，创新求实的科学精神 他善于抓住各种时机，从各个角度敏锐地发现植物病理学、菌物学、植物病毒学等领域中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或新的生长点，并知难而上，敢于探索。通过实践，获得多项“首创”的研究成果，其中不乏填补我国学科研究空白的力作，他还特别重视撰写各种书籍，为生物学科的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 在20世纪30年代中期，我国只有上海等大城市可以小规模栽培蘑菇，也仅能供西餐食用。在这种空白的基础上，他开始调查民间原有的栽培情况，陆续走遍安徽黄山地区、四川大巴山地区、峨眉山区、广西柳州地区……，明确了我国著名食菌—香菇、银耳、木耳的栽培和野生食菌的种类，鉴定了原分类地位混淆不清的草菇，并分离得到一些纯菌种。在此基础上，为解决栽培依靠自然接种、产量不稳定的问题，设计了栽培试验，选用多种锯屑配以营养物质，经过灭菌，植入纯菌种，在高温高湿的地窖内首次栽培成功金钱菌（商业上叫做金针菇）。为在广大农村大批人工培养食用菌开了先河。之后，由于抗日战争，停顿了研究工作。1941年应戴芳澜教授之邀，趁清华大学农业研究所在昆明之际，抓住云南植被丰富的生态特点，欣然承担伞菌目和牛肝菌目的研究。经过总结整理，陆续发表8篇论文，在1952年，撰写出我国第一本《中国食菌及其栽培》，1957年出版了《云南牛肝菌图志》，1994年部分著作收录于他主编的《菌物学大全》一书。 1946年在博士论文研究中，通过在瓜田调查黑腐病，发现重病田和轻病田的发病情况无法用传统的发病百分率区别出病的定量级别，为此他把发病植株按病情轻重分成若干等级0，1，2…N，然后计算每个等级的株数，以a，b，c，d…z为代表。用这些数据建立一个数学公式，使任何调查的病情指数最大为100，最小为0，用以做定量的比较。他研制出的这个公式于1949年在美国《农业科学杂志》上发表，比英国人早两年，名为《病情指数》(Disease index)演算公式：
它的优点是量化了植物病情的程度，提高了病害调查水平，能更准确地为病害防治提供科学依据。一直到现在仍然被国内外广泛采用。 20世纪50年代开始，我国正处在经济恢复和建设时期，农民的生产热情高涨，但是在一些种植作物上都不断发生严重影响产量和质量的毁灭性病害，如50年代初期的白菜三大病害（霜霉病、软腐病、孤丁病）；内蒙古的甜菜黄化病毒病；60年代山东的小麦芦楂病；70年代初期在河北粮棉间套作地区，出现的小麦丛矮病；80年代在全国城郊普遍酿成灾害的番茄病毒病等。由于对这些新病害研究基础薄弱，不清楚发病原因，甚至在病因上还存在争议，更谈不上准确掌握病害的发生发展规律，所以缺乏有效的防治措施，在生产上普遍存在束手待毙或有病乱投医的状况。当他接受农业部或各地领导提出解决这些病害的任务时，首先进行实地调查，针对疑问，深入田间认真总结农民经验，并带领助手，在室内试验。例如针对白菜孤丁病，设计蚜虫传毒实验，经过科学实践，证实了孤丁病的病因不是干旱引起的，而是蚜虫传播芜菁花叶病毒引起的一种病毒病。为了使这一科学论断被接受，他书写文章，邀请记者参观实验，多方面开展科普宣传，并且提出了种植高度耐病毒的白菜品种，调整白菜播种期等综合防治措施。针对白菜腐烂的问题，提出了挖沟筑垅，在垅背栽菜（适合河北），或平地建垛栽菜（适合东北）等防治白菜细菌性软腐病的办法。所有这些结合田间农事操作进行的经济有效的防病增产措施，及时帮助农民解决了生产上的问题，多次获得了农业部、教育部的科技进步奖。在这些工作的基础上，他继续开展了深入的研究，在病原学、病理学和防治等方面阐明了这些病害的发生发展规律，丰富了农业植物病理学的理论和实践。他亲身实践了植病工作者的两项任务：一手抓实践一手抓理论，并成为理论联系实际的楷模。同时也显示出他善于从具体病害入手，通过解剖麻雀总结规律，从而确立具有学术发展前沿的研究方向和宏微兼顾、理实并重的学科发展思路。 20世纪90年代以后，他致力于在研究生队伍中指导和寻找新秀，探索一些新的领域：如1992年完成的“植物病毒电免疫检测器的研制”，1994年发表的“钙离子在植物与病毒互作中的作用”，连续3年由3位博士生完成的内生菌根和外生菌根的分类学、生理学、生态学和体外培养研究，以及1990年对我国黑粉菌属的聚类分析研究，填补了数值分类学在黑粉菌分类应用中的空白等等。还有一些和外单位与美国等联合培养的研究生，在学科前沿的水平上做出了开创性的工作。 我国植物病毒学科的奠基人 植物病毒是为害农作物的一类微观生物，病毒病称为植物的“癌症”。在新中国建立以前，我国农业生物学界对它的认识较少，也缺乏现代系统的研究手段。从20世纪50年代起，他先后完成对白菜孤丁病、甜菜黄化病毒病等的发生发展规律研究，并提出了切实有效的防治措施，但是和国际水平仍存在很大差距。如在国外很多学者已探索植物病毒的特征，提出了四组编码分类法；在植物病毒的抗血清诊断上，使用了灵敏度高的酶联免疫吸附反应(ELISA)方法；还有对病毒在发病过程中机制的研究以及分子生物学方面的工作。当时北京农业大学还不具备深入开展研究的条件和设备。因此，他首先抓温室的建设。在60年代初期，他将自己的研究计划报告给农业部领导，经农业部同意和拨款，根据他的设计，新建了具有喷水降温设备及提高温室内相对湿度的设施，以及育苗室、毒源室、养兔室、工作室等齐全的三排玻璃温室，为植物病毒的研究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这座初具规模的植物病毒实验室刚刚创建就受到十年动乱的冲击，没能开展研究工作。70年代，北京农业大学又辗转于陕北延安和涿县，温室亦被他人占有，把若干水泥台、水泥池全部拆除。1976年地震时又被迁入在北京农业大学的外单位作为防震宿地，仅存的设施已完全丧失使用价值。到了1980年左右，他抚今追昔，决定将工作步入正轨，仍要大干一番。在他建议下，筹措了10余万元经费，为了争取时间，病毒组的中年教师全部投入修复温室的工作。在这之后，又举办了全国植物病毒师资培训班，进一步筹措了经费，从落实病毒实验室的设计图到购置设备及实验用品，在病毒温室的北面又新建7间实验室，设有公用化学实验室、电镜制片准备室，还有一些辅助设施：如兔房、网室、土壤消毒室和仓库。经过2~3年的努力，在北京农业大学形成了初具规模的植物病毒研究机构（其他的一些精密仪器如电子显微镜、超速离心机等都可以利用学校中心实验室设备）。有了这些条件，从1981年起，他开始招收植物病毒学的硕士生，1984年开始招收博士研究生。
1985年，裘维蕃亲临实验田考察耐病毒诱导剂实验情况 在完善病毒研究条件的同时，他开始建立研究梯队，寻找研究课题。当时正值农业部提出了“六五”期间植物病害的研究计划，他带领病毒研究室的中青年教师讨论如何“请缨领命”。第一，考虑番茄病毒病在全国普遍发生，从日本引进的品种已丧失抗病性，它的为害已涉及千家万户。第二，侵染番茄的植物病毒种类有20~30种，有些重要病毒种类在国外研究室资料较多，可以充分发挥北京农业大学在图书信息方面的优势，有利于缩短研究进程，可以在以往的基础上再深入。而关于几种病毒复合侵染的问题又存在很大的研究空间；第三，北京郊区的菜农有多年的种植经验，露地有春、夏番茄，种植方式还有大棚、温室。由北京辐射的天津、河北、山西新菜区又是病害的普发和重病区，调查方便，采样容易，可以反复实践；第四，现在承担研究课题，非常符合我们的实际，当时学校已从涿县迁回，具有多学科的研究实力和公用大型仪器设备，病毒温室和病毒实验室已具有研究条件，病毒组的中年教师又没有固定的研究课题和稳定的科研经费。经过大家讨论，由他出任项目主持人，集中力量，申报“番茄病毒病”课题。他亲身拟定并书写申报书的关键内容如研究目的、技术路线、预期目标。经过几年努力明确了侵染番茄的病毒种类、侵染规律和防治措施。最突出的是研制成功了一种防病增产10%左右的耐病毒诱导剂，代号NS—83。并在天津、山西长治、北京郊区进行了不同规模的NS—83防病增产效果田间试验和大田示范。实践证明，NS—83完全达到了科研思路的要求：(1)制备原料来源丰富；(2)工艺路线和成本适合中小型化工厂投产；(3)无毒无公害；(4)防病和增产效果显著。随之又完成了工厂中试，通过了对其技术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及包装、标志，储存和运输等内容的北京市地方标准，并由北京市技术监督局发布。为了容易让农民接受NS—83，将其商品名称叫做83增抗剂。1984年，在《植物病理学报》上，发表了NS—83的研制及预防番茄病毒病初侵染的论文。之后随着客观的要求，由他带头的三人小组继续深入耐病毒诱导剂的机制研究，先后申报成功七个项目：得到高等学校科学技术基金、农业部、中国烟草总公司、国家科委重点推广项目的经费支持。在他的指导下，经过9年的系统研究，在理论上不断完善，陆续发表研究论文十多篇，阐明了耐病毒诱导剂对多种植物、多种病毒、对病毒的传播介体的综合效应。尤其和英国洛桑试验站协作，利用先进的研究手段，进一步证实了喷施NS—83的植物，对局部侵染的病毒的抗侵染能力可以传导到全株，使病毒的增殖降低了40.7%，减慢了病毒的扩散速度66.92%。由他指导的几位研究生完成的论文进一步揭示植物体内参与抗病性的细胞分裂素组分、过氧化物酶、同工酶的活动水平提高，同时启动或调解了植物自身抗病基因的表达，从而产生大量的抗性相关蛋白参与对病毒的局限化等等。上述的研究结果相继有14个国家38个研究单位和个人索要发表的英文论文。在进行研究的同时，还在校内创建了植物病毒人工免疫实验室。继而在NS—83的基础上继续研制成功系列产品,其中88—D、88—H的防病增产效果明显，已由研究生论文证实，并完成了3年的田间实验。在应用方面，截至1991年底在14个省，95个点的番茄、青椒、烟草等作物上进行了田间对比试验，共计104.47万亩，平均在蔬菜、瓜类、烟草上增产10%~20%，获经济效益1.6亿元。为了及时将上述成果转化为生产力，先后转让给4个工厂，工厂的产品可以直接和农民见面。鉴于耐病毒诱导剂在理论和实践两方面的贡献，在1991年7月国家教委授予科学技术进步一等奖（理论类），同年获得国家自然科学三等奖，这是在北京农业大学历史上全部由本校教师完成，并获得的第一个国家最高奖项。 他一贯重视解决影响生产的植物病毒病害问题，坚持为国民经济主战场服务。并且能够从理论上深入，提高植物病毒学科的学术水平。以研究小麦丛矮病为例，他在20世纪60年代，曾预言山东发生的“小麦芦楂病”是一种病毒病，但当时是考察，没有条件深入研究。在70年代，又遇到河北省石家庄地区，因推行粮、棉间套作出现的小麦丛生、矮化等症状时，他参加了当时在河北晋县的试验研究。他和北京农业大学在晋县蹲点的青年教师，指导合作，摸清了这种由灰飞虱传播的病毒病的发病规律、生态环境和防治方法。解决了生产问题，并先后发表了四篇学术论文，得到农业部和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在此之后，又在室内实验，最后建立了灰飞虱传毒的实验技术，填补了我国在这方面的研究空白。 为了发展我国的植物病毒学科，他在立足北京农业大学和加强自身工作的基础上，针对我国实际，不断跟踪国际的学术发展动态，收集整理新的内容、新的观点和新技术，除了应邀在国内讲学传播知识以外，不断出版新著。在1982年上半年改写“植物病毒学”，约80万字，包括现代植物病毒学；于1984年重新修订的“植物病毒学”出版；同年以他为主，合编《植物病毒学》。这些宝藏对我国植物病毒学科的建设发展和培育人才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对建立我国“菌物学”的杰出贡献 在农业生产的发展历史上，自远古以来不断发生严重的引起饥荒的植物病害，人类虽然积累了丰富的防治经验，尤其在我国古书上屡有记载，但是对引起发病的原因并不了解。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尤其光学显微镜的问世，人们开始认识到引起这些植物病害的原因是由于真菌侵染造成的。至此，拉开了植物病理学的研究序幕。我国著名学者植物病理学的奠基人戴芳澜、俞大绂等都是从事病原真菌研究的，尤其注重侵染经济植物的病原真菌。裘维蕃在20世纪30年代接触的也是小麦、水稻病害的病原真菌。这是历史的必然和现实。因此，我国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即将Fungi译做真菌，Mycology被称做真菌学。 生物学发展到20世纪60年代，在国际上已将真核生物划分为真菌门和粘菌门（或称做裸菌门）。因此我国有必要顺应国际菌物学的发展,将Fungi改译为菌物。Mycology应成为《菌物学》。而且应该将菌物学从植物学会中脱离出来，结束借宿在植物学界的百余年历史，成立中国菌物学会。
1991年5月，裘维蕃在杭州国际植物病理学术会议上做报告 为了传播上述的学术观点，他率先总结我国近30余年来在菌物学方面的进展，总揽了这期间在专门刊物上发表的有关菌物论文。他以81岁的高龄收集详细论文目录869篇，发表了《近30余年来（1960—1992）中国菌物学进程简述》的综述文章以供同行学者参考，使这门学科更快地传承和发展。他还建议在高等院校设立菌物学专业，以仿效我国综合大学生物系中设立动物专业及植物专业和农业高等院校中常设的植物病理专业。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他基于国家的长远发展，反复宣传培养专门人才、鼓励后学奋进的重要性。他在著文中强调科学工作者要有创新的观念，认为：“事务的发展都应该走在前头，不要等到西方有了，我们才跟着去做，以免永远落在别人的后面！” 他先后在《漫谈菌物学》、《对菌物学进展的前瞻》、《建国45周年谈我国植物病毒学和菌物学》、《菌物生物学教程前言》、《广东大型真菌志序》、《中国海南省大型真菌志前言》、《我国菌物学大师戴芳澜教授百年诞辰纪念》、《菌物学史前言》、《菌根学序言》等多篇文章中，记述我国菌物学的研究工作和国际菌物学的发展，以继往开来的思想指出研究发展的空间，以使我国“菌物学”的学术水平走在国际先列，跻身于现代国家之林。 在推动和建立我国菌物学的过程中，他不但具有学者高瞻远瞩的风范，还具有“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强烈意识。他在著文中强调“菌物从外表来看是小东西，可是它的能量未可估量。从研究的角度来看，它们是动物、植物和人类的寄生物，能引起各种疾病。另一方面，它们又蕴藏着许多可以作为动物、植物和人类医治某些疾病的药物。还有一方面，大型菌物的营养和食用价值，早已受到广大人民的喜爱，因此它们也活跃了市场经济，并且每年为国家争取了许多外汇。今后人们对地衣、菌根、菌毒的研究开发利用价值也是不可估量的。” 他还利用各种会议、接待来访等场合，与学术界广泛接触，不厌其烦地敦促“菌物学”各项工作的具体落实，而且率先在北京农业大学的科研和教学中身体力行。由于大家的努力，中国真菌学会易名为“中国菌物学会”，并于1993年5月19日宣布成立。自此，中国的菌物学界，才可以和国际同行进行对等的学术交流。为了出版我国菌物学领域最重要的参考书，他亲自担任主编，邀请了国内部分菌物学专家，历时6年，收集编撰了真菌、黏菌、地衣、菌根菌的概论，形态和结构，生理和遗传，生态和地理，菌物毒素，真菌的病毒，寄生于昆虫的菌物等共150余万字的《菌物学大全》。 远见卓识的教育理念和强烈的责任感 60余年来，他始终以北京农业大学作为教学和科学研究的基地，在工作岗位上，竭尽才智，为国家培养人才，他在教育精神、教学方法等方面，颇有见地并身体力行。 他认为，“生物科学的教学和研究是人类活动中最不可以缺少的学科之一。现代的数、理、化业已和生物学合流，形成了生物物理学、生物化学、生物统计学、农业气象学和数据分类学等，似乎应该把理科的理学的意义看得广泛些，今后如何能使数、理、化、生四门基础自然科学取得同样的教学地位，从而使我国自然科学的发展具有足够的后劲。”为此他带头组织了中国科学院生物学部咨询组，并提出“我国中学生生物学教育亟待加强”的报告。并从1990年开始，历时两年，对全国8个省、市进行调查，将调查报告呈送给国务院。这种从青少年、从基础抓起的做法，引起全社会的反响，得到广泛支持和拥护，极大地推进了我国生命科学教育的发展，为我国进入21世纪的生命科学时期做好人才的准备。为了逐步实现上述想法，他具体建议：在初中和小学阶段，生物学教师必须逐步提高学生对农、林、医和生命科学各个专业内容的认识。高中的生物学课程应该加入现代生物学的一些新概念；必须加强实验设备投入，使学生掌握生物实验中必要的现代操作技术。并建议具体的实施方法，如可以参观有关大学和增进参加国际生物学“奥林匹克”获得成功的可能性等等。
1988年6月，裘维蕃（中）在实验室指导博士研究生 对大学本科教育，从高考制度、培养目标、课程体系和教学方式等方面，他都认真进行探讨。他认为：学校的目的是培养可以造就的人才。他以母校金陵大学作为成功的范例，在祝贺金大100周年纪念的贺词中，特别提出了金大的四点精神：其一，按照兴趣、需要和学分自由选修大多数课程，不是一刀切，而能各取所需，各尽所长。实行启迪的教学方法，大量阅读参考书的方法，着力培养学生的自学能力。其二，手脑并用，实验课内容丰富实际，并安排暑期生产技术实习。其三，一贯重视科学研究，注意发表和交流科研成果，以便提高师资水平促进教学质量。其四，在学生选课，甚至住宿上打破院系的界限，做到“以文会友”，促进学生互相认识，互相切磋，达到活跃校园文化的目的。 面对今后学科的发展将越来越专的趋势，他认为，一个人的知识面不能只限于一个狭小的专业范围，具体到植保学科的学生不能过于重视专业知识和技术的训练，还要具备，包括语言、文学、历史、地理和社会科学等非自然科学的知识和修养，这样才能使自己有更深入的思维能力，对自己的设想有清晰的表达能力，对自己的学习有更明确的目的和方向，才能成为一个有创造能力的自然科学工作者。基于上述的思想，他还具体建议，大学阶段不要划分植病、农业昆虫学和植物检疫专业，不能把非自然科学的基础都塞到大学的短短四年中学习，但必须选修农学系，园艺系等一些课程。 在60余年的教学生涯中，他以强烈的使命感实践着上述的诺言，早在20世纪50年代，林传光、裘维蕃、周明牂、胡秉方等都在教学第一线，他们主持植保系本科主体课的讲授，所讲之课“要言不烦，提纲挈领”。学生要想得到他讲授的“农业植物病理学”考试的优异成绩，需要在口试时，对答一些思考题或重要参考书上的阐述内容。当时的室内实验，对课前预习、作业量及观察绘图能力要求很高，不允许无故拖延实验课时间。在他们的主持下，二年级时即安排阅读文献，书写科学专题综述的小论文。三年级学生按小组，短期到农村完成教学生产实习，每位学生都能通过田间实践，学会田间病虫调查、完成病虫害名录和提出防治建议。这个阶段学生带着问题，向书本学习，向当地技术干部学习，总结农民经验、学得深学得活。到四年级时，安排整个生长期到京郊农村生产队或农场全面协助生产队，当好助手。经过这样的培养训练，到毕业时多数学生不仅不存在对今后从事植保工作的惧怕，而且能够很快投入生产中，为生产服务。 根据教学的需要，他编写了一部形式新颖、理论密切联系实际的参考书《北方果树病理学三联教程》，并于1959年出版。其动机是有感于过去教程不能满足学习者从实际出发进而钻研理论的要求，教师也不能准确掌握课堂讲授、实验室实习和现场教学三部分的重点内容，所以他以在《农业植物病理学》中占有特殊地位的果树病害为切入点，以初学者为对象，将梨病、苹果病害等重要病害的现场教学定为第一联（包括认识病害和防治规程），第一联要把全学程分作若干现场阶段分期完成。第二联安排实验室内容，完成对病原的认识及实验操作。第三联在课堂上阐释病害发生发展及其防治理论，三联中需要完成的内容，可以根据教学时间及客观实际灵活安排，通过现场—实验室—课堂讲授的不重复的、三位一体、相辅相成的教学过程，有助于解决学生缺乏感性认识，对理论理解不深不透，缺乏独立思考和能力的问题。也解决了教师对“讲什么”?“做什么?”教学目的不明确，理论脱离实际等弊病。他很自谦地告诉读者，“这本教程是一种尝试”，但时至今日他提出的在已往教学上存在的问题仍是目前农业院校本科生教学的软肋，很多教师将这本著作互相推荐，它的引导和教育作用仍在传承和发展。 几十年来，他在关键问题上，本着对学生负责的态度，坚持正确的教学方向，在北京农业大学由涿县迁回北京原址以后，由于各种因素，有些教研组纷纷提出开设新课的计划，造成课程名目繁多，细碎。当时他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对这种风气提出批评，严肃指出“不能因人设庙”。他以自己的学识和实践有力地说服了大家，不能跟“风”，要严肃认真地培养后一代，要对学生负责。 对于研究生的要求，他认为是在习修大学本科广泛的基础知识上，完成高深的专业知识学习，是培养的高级人才。自20世纪50年代，他先后培养50余位硕士和博士研究生。他在培养工作中具有鲜明的特色： 第一，高起点要求。他注意了解每位研究生的全面表现，针对个人的基础和特点分别指导。他嘱咐副导师或助手，对来自边远省份的学生，要更负责任地因材施教；对初试（笔试）成绩好而复试（口试和实际操作）有差距的学生，需要提高实践能力；对“能说会道”的要关注其人际关系的处理；对大龄青年要注意处理好恋爱与学习的关系；和外单位协作培养的，更要注意全面要求，不要让研究生的个人行为给北京农业大学带来负面的影响；对和国外联合培养，回国拿学位的研究生在博士资格综合考试和论文答辩上严格把关。有一位从挪威回国的学生，竟在由他主持，多学科教授组成的博士生资格考试中，被提问、答辩近两小时后还经过小组认真讨论，按学校要求书写成文交付研究生院审核。对待不合格的学生，按照要求，有的在复试时即取消入学资格。有一位博士生，在第一年因热衷联系出国，没能通过开题报告而被除名。 第二，全面的科学探索。他指导的研究生论文选题广泛，或生产上出现的问题，或理论上需要探讨的课题，或已有研究基础需传承发展的领域，或完全创新弥补空白的；而且涉及果树、蔬菜、油料、粮食作物、花卉、牧草等，在研究中提倡“不拘一格，博采众长”。他除在关键问题上把关外，还给学生留有很大的研究空间，借以培养独立工作的能力。 第三，循循善诱，热心扶植。每当研究生不了解选题的要求，或自己处理原论文立题，改变研究要求，甚至在出现阶段性负结果影响研究进展时，通过和他交谈都能得到妥善的安排。有一位硕士生听到别人议论“这种课题50年代就做过！”当时情绪波动很大。裘先生就告诉她“我参加过国内多个院校和研究单位的论文评阅和答辩，对一个硕士生的最基本要求，是要全面运用所学的知识和技能去说明一个问题或阐明一种观点，解释一种现象。你对照这个要求，可以在20世纪50年代研究的基础上阐明近几年发生变化的原因及科学根据”。另外一位硕士生，在水稻类矮缩病的论文研究中期，还得不到带毒昆虫接种后出现的典型症状，怀疑水稻的不正常表现是虫毒造成？还是病毒引起？他唯恐不能毕业，但当他和裘先生交谈以后，认识到“科学实验得出的或正或负结果都能说明问题，要去掉主观臆想。”于是在审查原试验设计的基础上认真实践，从实际出发得出了结论。还有两位博士生分别在答辩时因为是探索性研究，受到答辩委员的质疑，在评定成绩时，他引经据典着重解释了论文的创新点及意义，特别提出“大家提到的一些毛病，我认为是在论文书写时，没有表达清楚，需要认真修改，论文是我看过的，是我的责任。”几年来凡是与外单位协作中发生了问题，他都能不责备学生，出主意想办法，即便中途改变原来的设计和内容，都能使学生从始而终，顺利完成学业。 他不仅关注中学的基础教育，大学本科生和研究生的培养，还非常关注直接影响人才培养的学科发展，他具有的“宏微兼顾，理实并重”的学科发展思路，启发和引导了在第一线的教师和管理干部，这些影响帮助我校植物病理学科形成了比较全面并具特色的5个研究方向，并一直处于全国的前列。 堪称植病学界“敬业乐道”的老前辈他在事业上的成就和精神还折射在科学技术协会和科学普及等多个侧面的活动。早在1935年，他即参加了当时全国性的农林科学群众组织——中华农学会。这个学会开展一些学术论文讨论、会议和出版《中华农学会报》。同时他还参加了由戴芳澜任会长的中国植物病理学会。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950年恢复中国植物病理学会的活动。由于全国尚未完全解放，在第一次全国在京会员大会上，选出临时理事会和常务理事会，戴芳澜被选为临时理事长，他被选为常务理事兼秘书长。当时注册的会员有274人。继而在1959年新一届代表大会上他继续担任常务理事兼秘书长，还担任1955年创办的《植物病理学报》第一届副主编。在1962年合并成立的中国植物保护学会上，被选为常务理事兼秘书长。在他担任秘书长期间，为解决经费不足，他曾自贴自筹经费，还捐助几千元的稿费。十年动乱时，学会停办。直到1978年才恢复活动，但从属于中国农学会。1980年植病学会新二届代表大会召开，选举俞大绂为理事长，他为副理事长兼秘书长。开始筹组华北、东北、华东、中南、西南和西北六个大区分会，当时学会除了进行国内外学术交流还拓展至面向生产的技术咨询、培训和推广。1985年时，植病学会恢复为一级学会，在第三届全国代表大会上他当选为理事长。 几十年来，他经历了中国植物病理学会的启蒙和萌芽、新生和发展的全过程。在担任秘书长期间，他事必躬亲，参加了对全国会员的调查，发展会员，组织学术讨论会，编辑出版刊物《中国植物病理学会会讯》、《植病丛书》、《植病译丛》等。尤其他认识到“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的重要性，以学会，学报的方式促进同行之间的学术交流，达到促进植物病理学快速发展的目的。同时在理论上有所建树，并为生产解决问题。在他高龄之后，继续关心植物病理学会各层理事会的工作，积极提出建议并按照国际植物病理学会的要求，编制了《中国植病工作者通讯录》，其中包括4000余名会员，成为国际植物病理学会拥有最多植病工作者的会员国。为了倡导中青年植病工作者的默默无闻对科学的奉献精神，使广大人民了解植物病理学在农业生产中的重要性，在1995年组织出版了《中华植物病理界人物录》第一部，集中介绍了300位植病专家和工作者的生平和业绩，这在我国科学界亦属罕见。国际植物病理学会为了表彰他在学术和学会发展中的贡献，授予他“国际植物病理学会荣誉会员”称号，此殊荣在国际上仅几人获得。他不仅尽其一生，不遗余力地推动植病学会的发展。也同样关心兄弟学科的发展，与其他植保工作者，建立和推动了中国植物保护学会和中国植保学报的建立以及中国农学会的工作。 多年来他始终不渝地参与我国“科教兴国”战略的实施，他几乎走遍国内各农业生产主产区，以讲座的形式传播科学思想，普及植物保护和植物病害的科学知识，为提高全民素质鞠躬尽瘁。他经常告诫自己“不枉人生”。同时他认识到：“科技工作者的工作应当贯穿于知识的生产、传播及应用的全过程”，因此在发展科技的同时还要普及科学技术。他曾经在农学会与农业部的领导下，组织许多植病工作者编制通俗的、植保防治彩色版画和配套的植保防治技术手册、丛书。先后在全国9个省、市轮回展览，观众达几十万人，极大地推动植物保护科学的普及。在他86岁高龄之时，欣然接受科学院《院士科普书系》的约稿。于2000年5月出版了《菌物世界漫游》，在出版前仍在病中多次认真修改。这本11万字的著作深入浅出、图文并茂，集科学性、知识性、实用性和趣味性为一体。拜读过此书的读者皆惊叹他的才智和大师级的手笔。 为后人敬仰的人格和风范 他热爱祖国、为国争光的品德，最早体现在留学美国时争取优异的成绩和辞谢暂留美国工作的邀请，毅然回国。回国后他圆满完成了反细菌战的任务，以及在1973年作为我国的首席代表和美国谈判，当时美国不相信我国植检部门在出口到中国的小麦上查出携带矮腥黑穗病菌。他和其他科学家一起，以严密的科学资料和实验作依据，交涉成功，使携带小麦矮腥黑穗病菌的小麦退回美国，阻隔了这种危险性病害侵入，保证了我国小麦的安全种植。在几十年内，他做得更为出色的工作，是在各种国际会议上，科学翔实的学术演讲，帮助广大国际朋友了解中国科学发展和管理科学的水平和能力。在频繁接待外宾的外事活动中，他在仪表、风度和谈吐中亦表现出不凡的民族气节和民族自豪感。 终身勤奋、学养深厚是大家对他的一致评价。不论何时何地，即使在陕北狭小的一孔窑洞，或是在只能放下书桌的平房斗室，他总是手不释卷。他在垂暮之年学习电脑，熟练地掌握了电脑的使用技术，提高了书写的速度，实现了出版多种著作的宿愿。他在植物病理学、菌物学、植物病害学等方面的造诣受到众家和后辈的推崇。他不但国语基础扎实，思维敏捷，文笔流畅。还可以用英文写作、用德语翻译，以日、法、俄语阅读的水平堪称“高人一筹”。 推己及人，循循善诱的育人精神和作风是和他接触的助手、学子切身的感受，而且从相识到相知的过程愈长，体会愈深。他通常以自己切身的经历和感受，甚至教训给对方讲清楚做人、做事的原则。他对在学习或工作上遇到暂时困难而动摇的弟子，给予的不是申斥，而是鼓励并指出具体的解决办法。对出现“心高气傲”和“气量狭小”的后辈，他常以切身的体会共叙衷肠，提出“坐井观天”之后果，还提出要锻炼成“宰相肚里能撑船”而且要“宰相肚里开飞机”。他常常在与人的接触中，亲情和友情溢于言表，对方不得不承认他是一位具有长者风范的和善老人，朋友和师长。大家从长相知的过程中，已经能够透过表相（因严重耳疾，常常昂首闭目）了解他的内心——热心扶植后学、栽培后人的热忱和期待。 择善而从，知人善任之风，使他在所及的领域，建立了人和人之间团结协作、和谐一致的工作环境。无论在教研室、在专业、在学会和协作单位，他的团队和学术梯队，都逐渐懂得必须建造这种文化氛围。所以他们能够做到互补长短，各尽所长，能够在人员少的条件下，超负荷地圆满完成各项任务。他的助手都了解。大家遵守共同的信条“金无足赤、人无完人”。他率先要求自己做到不武断、不偏执，经常静静地听取别人的申诉，穿插提问。在出现分歧时，各自保留看法，以观其变。如果在争执后他不再表态，那就是默认许可。事实证明他对一个人的正确看法和任用是经过多年的努力才得到的。 “身体力行，从我做起”是他言传身教的前提。他在1981年入党，是当时党支部中党龄最短的党员，他自谦地始终表示要向老党员学习，可是在支部会上听到其他人，真真假假反话正说，发泄对当时工作的不满情绪时，他相当认真地表示惊诧和不理解，并进行分析。虽然他的看法在当时往往不能被他人接受，但以后冷静下来，还得承认他是正确的。在他担任国家重要工作之后，仍能保持“普通一兵”的本色。凡是要求个人填写的任何报表，他都及时认真完成，一切照章办事，从无例外。在他的影响下，和他一起从事工作的同志都能按时保证质量地完成基层院、系交付的任务。他勤于动手，爱护仪器设备，高标准，高效率的工作作风一直对后人产生着强烈的影响。 裘维蕃先生在2000年9月驾鹤西去，在缅怀导师先辈的同时，不能不提到师母陈贵琴，师母在事业上对导师的帮助与支持是巨大和无私的。1970年师母从北京农业大学图书馆编目组退休，在此后的30年中，保证了导师能够将所有的时间用于科学事业、外事活动和国家公务，也使导师可以全力指导中、青年教师和学子从事教学和研究。由于他工作繁忙和年事已高，有的时候我们的想法和对事物的处理意见是由师母转达而成的。当出现几代人因观念差异，习惯不同而相悖时，也是请师母出面沟通才达到共识。师母对后辈、学子们的关心爱护和细致、热诚难以用言语表达，在此衷心地慰藉和感谢这对终生携手相伴的两位老人，他们的音容笑貌和精神将永驻在我们心中。 照片引自：https://archives.cau.edu.cn/col/col50504/index.html 雷新云. 裘维蕃教授[M]//吴汝焯，王步峥，许增华. 忆恩师. 北京：中国农业大学出版社，2010:145-167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