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鸿逵-中国植物保护事业的推动者|弘扬植物病理学科学家精神 陈鸿逵
（1900～2008） 陈鸿逵，广东新会人。植物病理学家，农业教育家，中国植物病害检疫工作的奠基人之一。1926年毕业于金陵大学生物系，1934年获美国爱荷华州立大学哲学博士学位。曾任中国植物病理学会常务理事、中国植物保护学会副理事长、中国真菌学会理事、浙江昆虫植病学会理事长。他长期致力于植物病理的教学和科研工作，是中国最早开展麦类防治病害和抗病育种研究工作的先行者之一；探明水稻病毒病害的虫媒和传播规律，为中国水稻病毒病害的防治做出重要贡献；确定了麻类病害的侵染途径和影响病害发生的环境因素，提出通过选种、改进栽培措施等方法，防治麻类病害；研究了油菜病毒病流行原因，指导采用治蚜防病措施，卓有成效。他筹建了中国港口第一个植物检疫实验室，为中国植物病害检疫工作奠定了基础。他潜心研究作物重要病原菌——镰刀菌，收集、鉴定了2191份标本，完成独具中国特色的镰刀菌专著；开展了有益的昆虫寄生真菌资源研究，拓宽了利用昆虫寄生菌进行生物防治的新路径。他治学严谨，孜孜不倦培养专业人才，强调学以致用，极大地推动了植物保护事业的发展。 成长经历 陈鸿逵，祖籍广东新会，1900年6月26日生于上海，2008年10月12日卒于杭州。他出生于富有爱国主义的知识分子家庭，曾祖父参加的太平天国失败后，全家逃亡香港。父亲陈作琴毕业于香港“皇仁书院”；母亲郭淑徵出生的家庭富裕，但不攀豪门。清末，父亲陈作琴作为英语翻译，跟随李鸿章出访过欧洲，后调入上海轮船招商局任高级职员，作为主管航运高管，办事公正，两袖清风，被誉为“招商局圣人”，曾为孙中山安排轮船去日本。母亲郭淑徵是贤内助，知书识礼，反对封建旧礼教，反对妇女缠足，有爱国热忱，曾以火石取火代替火柴，以抵制日货，反对日本侵略。 父母亲爱国、开明、维新的思想，正直、严于律己的言行，影响并教育着子女。陈鸿逵在兄弟间排行第六。大姐陈鸿璧曾是神州女界协济社（名誉社长宋庆龄，社长张默君）社刊《神州女报》的编辑部及评议部副部长；毕生贡献给少年儿童教育事业，在上海创办了“广东中小学”，日本侵华期间，学校两度被日军炸毁，但仍然坚持复校。她是上海教育界知名人士。四兄陈抱一留学日本，回国后致力于美术教育，是中国油画艺术先驱者之一。孪生兄陈鸿达是留学德国的医学博士，上海医学界的名医。 陈鸿逵于1908~1913年就读上海养正学塾，1913~1916年进英华书院，1916~1920年就读于上海青年会中学，1921~1922年到南京金陵大学附属中学读书。 在青少年时代，陈鸿逵耳闻目睹风雨飘摇、列强欺凌的旧中国，工农业生产落后，各种水灾、旱灾、虫灾等天灾人祸频发，萌发了学习农科、科学救国的远大理想。他于1922~1926年在金陵大学生物系学习，受到美籍植物病理学教授博德（R. H. Porter）的指导，毕业留校任教后，又得到中国植物病理学奠基人戴芳澜的器重和培养，1931年考取中华文化基金公费留学，赴美国爱荷华州立大学研究生院深造，1934年获哲学博士学位。 1935年回国后，应浙江大学之聘，在该校农业植物系植病组任副教授。并在此期间负责筹建中国海关第一个植病检疫实验室。他是中国植物检疫事业奠基人和开拓者之一。 抗日战争爆发，浙江大学西迁，经浙江建德、江西泰和、广西宜山辗转至贵州。1937年9月起，陈鸿逵任病虫害系主任、教授，他是浙江大学植物病虫害系的创始人之一，是浙江大学植物病理学科的奠基人。西迁途中，他一面躲避敌机轰炸，一面安排教学，直至迁到贵州湄潭才有几年安定的教研条件。他克服困难，创造条件，坚持开课，做实验，认真培养植物病理、真菌学方面的人才。抗战结束后，浙大从湄潭迁回杭州，劫后的农学院校园是一片废墟，陈鸿逵又为重建浙江大学农学院和植物病虫害系而操心努力。 在一九四九年后，他亲身感受到实现科学救国时机的到来，全身心地投入社会主义教育和科研工作。1956年被评为国家一级教授。1963年出席全国科学规划会议，受到毛主席和周总理的亲切接见。他联系生产实际，为解决农作物病害做出了贡献。他历任浙江大学农学院植物病虫害系主任，浙江农学院及浙江农业大学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浙江农业大学植物保护系主任，曾兼任浙江省农业科学院植物保护研究所所长；曾任中国植物病理学会常务理事、中国植物保护学会副理事长、中国真菌学会理事、浙江昆虫植病学会理事长。他还是浙江省第一、二、三届人大代表、第五届浙江省政协委员。在“文化大革命”中，他受打击迫害，无法工作；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他心情舒畅，1978年参加了全国科学大会，精神更加振奋，七十多岁时还一心系着“镰刀菌”的科研课题，在王拱辰等助手和学生的帮助下，历时十多年，认真调查，鉴定了2000多份标本，在1990年九十高龄时，与王拱辰等助手共同完成了《浙江镰刀菌志》的撰写工作。 陈鸿逵的一生跨越了3个世纪，见证了中华民族百年奋斗史，他随时代不断进步，执著事业，始终坚信并看到了民族的复兴，国家的崛起。他一生充满理想，热爱祖国。诲人不倦，待人热诚，不论教师、学生，还是农民兄弟来找他，都不厌百问，给以满意的答复，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受到几代学人的敬重和爱戴。 他严以律己，宽以待人，心态平和，知足常乐。一百多岁还童心未泯，动脑动手，他常说：“我这个20世纪的同龄人自然要为20世纪实现四化而努力奋斗。” “我处在国泰民安，太平盛世，要淡泊名利，快乐健康。” 他是迄今为止中国植物保护学界享年最高的教授。 主要研究领域和学术成就 在粮食作物病害研究方面的成就 20世纪20年代，中国已开始对粮食作物的病害进行了研究，但同行公认，陈鸿逵和俞大绂当时的研究面较广，而且对前人未涉及的病害也做了研究。他对小麦秆黑粉病、大麦坚黑穗病、裸燕麦坚黑穗病、大麦条纹病及粟粒黑穗病等，开展了种子消毒试验及抗病性品种筛选方面的工作。他1925年参与美籍植物病理学家博德（R. H. Porter）、俞大绂以种子消毒对粟粒黑穗病和产量影响的研究，从鲁、豫等省采集数百个单穗和几十个品系，做抗病性鉴定，经过连续4年的试验，初步找出20余个抗病性好的品种。1929年后的几年又与俞大绂、黄亮筛选出药剂碳酸铜粉和乌斯普隆(Uspulun, 氯酚羟基汞)用于拌种，效果较好，再经过田间及温室接种试验，从30个品种中找出9个抗病性很强的品种，其中有2个品种经过后来10年的试验证明完全没有发病。这些在病害防治和抗病育种方面的成果成为中国最早开展相关工作的先驱。上述有关大麦、小麦、燕麦、粟病害的研究结果都陆续在《美国植物病理学报》、《金陵学报》等期刊上发表。同时，陈鸿逵还开展了“高粱炭疽病的研究”，当时此病在南京及北方高粱产区流行，损失颇大。他从1925年开始，通过大田调查及实验室、温室等一系列试验研究，1934年又到美国进一步进行了对其病原菌的生物学、病害发生规律和防治方法的详细探讨，1934年写成博士论文“由直刺盘孢引发的高粱炭疽病”（Anthracnose of Grain Sorghum Caused by Colletotrichum lineola Corda）。迄今为止，这篇论文仍然是国内外有关高粱炭疽病的重要文献之一。这项研究内容的中文摘要，曾于1928年和1935年先后在《中华农学会丛刊》和《中华农学会报》上刊载。 对麻类和油菜病害的研究成果 1950年杭州引种的南方型洋麻（红麻）发生洋麻炭疽病，多达40%的麻苗枯死。浙江省人民政府对此十分重视，陈鸿逵和葛起新等随即开展调查、鉴定，进行防治研究，1951年在浙江《农林通讯》上发表的“洋麻炭疽病及其防治”一文，是中国对洋麻炭疽病及其防治较系统的首次报道。随后，他又指导学生继续对此病进行深入的研究。 20世纪50年代中期，南方产区发展黄麻生产，浙江黄麻产量占全国之半，当时“园果种”黄麻的立枯病和炭疽病、“长果种”黄麻的茎斑病均严重威胁着麻类生产。陈鸿逵又和浙江省农业科学研究所的科研人员开展对黄麻病害的研究，1961年他们撰写了“浙江省黄麻的主要病害”一文，报道了发生在黄麻上的十余种病害，明确了其中苗枯病、茎斑病、根线虫病、根腐病、立枯病和炭疽病的侵染途径和环境因素，提出通过轮作制、施肥方法、抗病品种和及时排灌等栽培技术、结合施用药剂的农业防治为主方法，这是介绍中国黄麻病害方面的一篇较全面的文献资料。陈鸿逵对麻类病害研究的成果，为浙江省麻类生产作出了重要贡献。 20世纪60年代初，浙江省油菜病毒病发生严重，他和梁训义、金敏忠等经过研究试验，于1963年在《植物保护学报》上发表文章，指出杭州地区油菜苗期病毒病的发生取决于带毒有翅蚜从毒源寄主上迁入的时间与虫口数量，在田间的流行为害与苗床后期和本田初期有翅蚜的成长和扩散有关，并提出治蚜防病的建议，经全省推广，效果良好。他还指导研究生对浙江省油菜病毒病的病原种类及栽培措施与该病发生流行的关系进行了基础研究和理论探讨。 在水稻病毒病研究的贡献 1960年初，上海、浙江一带水稻矮缩病突然爆发，陈鸿逵应华东区科委的要求，与朱凤美、王鸣岐一起深入病区现场调查，并成立防治协作组。在不长的时间里，确定了这种病是水稻黑条矮缩病，并肯定传播媒介为灰稻虱。接着，鲁、皖、闽、赣各省都得到了发生此病的确证，协作组后来又证实，尚有“普通矮缩”、“黄矮（暂黄）”、“黄萎”和“条纹叶枯”4种病毒病，症状明显不同，前3种介体均为黑尾叶蝉，而“条纹叶枯”的介体则为灰稻虱。由此，搞清了这类病害的虫媒及其传播规律，为全国水稻病毒病的研究和防治作出了重要贡献。为有效控制矮缩病蔓延，华东区科委在浙江义乌召开了“水稻黑条矮缩病现场防治讨论会”，随后又在上海召开了来自22个省市160余人的水稻病毒病防治讲习班，陈鸿逵为主要负责人之一。参加这个讲习班的人员，后来多数成为各省市从事稻麦病毒病防治研究的骨干，并由此奠定了中国水稻病毒病研究的基础。 20世纪60年代中后期和70年代初，“普矮”和“黄矮”病逐渐上升，陈鸿逵及其助手调查研究其发生流行规律及与传毒昆虫的关系。“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他不能工作，由他的助手们继续用3年时间，调查取得数据，研究制备出这两种病毒的抗血清，用差速离心法所得到的水稻普矮病毒（RDV）粗提取的抗原做兔肌肉注射，获得效价为2560的抗血清。但在工作继续深入时，面临缺少专用超速离心机的困难。这时，陈鸿逵另辟蹊径，及时吸取美国伊利诺伊等大学采用聚乙二醇纯化其他植物病毒研究方法的经验，终于在1974年他和助手们成功采用聚乙二醇结合用低速离心机（4000 r/min）实现了水稻普矮病毒（RDV）的部分纯化，并找出运用此法制备抗原及免疫化的最佳条件，制备出的RDV抗血清，其中最高的一组效价高达5120。在上述成果的基础上，后来又添置了超速离心设备，更进一步提高和完善了水稻“普矮”病毒以及“黄矮”病毒抗血清的制备，该项研究工作，在国内处于领先地位。 镰刀菌研究和著作独具中国特色 镰刀菌是一类重要的病原菌，分布广，种类多，其中有些种类会引起作物的重要病害。这类真菌形态，性状不稳定，变异大，分类工作难度大，一直很少有人问津。陈鸿逵却对这项研究十几年执着追求，坚持不懈地进行实验研究，他和助手们连续发表了“菽麻和垂柳上镰刀菌”，“大小麦赤霉病穗上镰刀菌”及“鞘锈菌上寄生镰刀菌”等多篇论文。20世纪70年代后期，他承担了《浙江镰刀菌志》的编写和研究任务，与王拱辰教授一起组织各届学生，并得到教师、各地县农业部门的协助，在浙江各地县采集了2191份标本，对每份标本分离培养，进一步进行单孢分离，描绘、拍照孢子形态，菌株接种试验，并对照国际上的有关书刊，对每一标本作出鉴定报告，确定了镰刀菌种类（包括浙江省）共34种（含种下新分类单元），并配以精美的绘图和显微照片。1990年共同完成了《浙江镰刀菌志》的撰写工作，并于1992年出版。这是一本独具中国特色的专著，查明了浙江大小麦赤霉病穗上的镰刀菌的种及优势种，搞清了引起菽麻枯萎、长果种黄麻枯萎、竹及油桐和甘薯上的镰刀菌的若干种。1982年他还受农牧渔业部委托，在浙江农业大学为全国各地学员举办过镰刀菌鉴定技术培训班。 开发昆虫寄生真菌资源 陈鸿逵晚年认为，中国有许多有益的昆虫寄生真菌资源有待开发研究，在保护环境和天敌等方面，利用昆虫寄生菌是一条很值得探索的路子。为此，他指导研究生深入研究了寄生于稻二化螟幼虫的瘤状多毛菌（Hirsutella nodulosa Petch），寄生于柑橘粉虱的扁座壳孢（Aschersonia placenta Ber.et.Br.）、红蜡蚧和日本蜡蚧上的镰刀菌（Fusarium moniliforme var. intermedium Neish & Liggett）等5种和茶尺蠖上的镰刀菌（F. moniliforme）等3种病原菌。研究了寄生真菌的分类地位、寄主范围、生物学特性、侵入机理等，还评估了这些真菌在自然界中的作用。 他在此项研究工作中，十分注意这些寄生菌的应用前景，强调研究要与生产实 际结合；应用于生物防治时，要考虑安全，注意对家蚕有无影响，又要使其能大量繁殖，便于施用和具有高效，速效的寄生致死率。这些研究不仅开拓了昆虫病原真菌的资源，而且提出生物防治的意见，具有开拓创新性，在理论和实践方面都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对植物病害检疫工作的贡献 中国植物病害检疫工作从1921年日本侵占中国台湾后建立，大陆的检疫工作则从1931年在上海商品检验局开始，仅限于害虫方面。后来上海商品检验局商请浙江大学农学院承担该局的植物病害检疫工作，学校委派陈鸿逵和陆大京负责。他们除帮助该局开展植物病害的检疫工作外，还筹建了中国港口第一个植病检疫实验室，配备显微镜及病原菌分离培养、灭菌消毒等一整套设备，当时的业务范围涉及进出口商品中的植物产品以及旅客携带的农产品（如日本倾销至中国的病烂果蔬，中国外销的栗子、蒜头等），数量虽不大，但品种繁多，检疫技术要求很高，没有经过植病学专门训练的人难以胜任。为此，浙江大学植病组的高年级学生也随陈鸿逵到商检局工作。这项工作直到抗日战争爆发，上海商品检验局停办为止。 在教育事业上的奉献 陈鸿逵1935年1月回国后，在浙江大学执教，先后开出植物病理学、植病研究法、植病防治原理、高级植病、真菌学、植病讨论以及普通植物病理、农业植物病理、植物化学保护（杀菌剂）与植物病毒专题等课程。他的学术思想活跃，研究范围广泛；他的研究既有应用研究、应用基础研究，又有理论研究。他的研究对象有小麦、大麦、燕麦、小米、高粱、玉米、马铃薯、大豆、黄麻、洋麻、油菜、水稻、杀虫植物及林木等的病害，也包括食用菌、药用菌，还涉及农药、环保及昆虫；就病原而言，既有真菌、细菌，也有病毒，真菌中既有植物病原菌，也有真菌重寄生菌和昆虫病原菌。 陈鸿逵非常重视教学和实验的结合。初到浙江大学工作时，因实验和研究的需要，要添置五六个不同温级的恒温箱，因经费受限无法购置，他便自己设计动手试制，对其中最关键的温度调节器部件，他利用乙醚、丙酮不同溶剂的沸点差异，按几种不同配比的混合溶剂灌注于薄铜片容器内，用作温度调节器。他把这些技术细节公开发表在1937年的浙大农学季刊(1: 263-277)上。这种自制恒温箱的价格仅为进口产品的1/6，性能良好，顺利解决了研究和实验的急需。 在浙江大学西迁至小城湄潭后，办学条件艰苦，为了不影响教学和实验，他自备了一套木工和白铁工用的工具和材料，加上小型仪器、玻璃器皿、试剂药品等材料，制成了单孢分离器、显微绘图仪、恒温箱、大小麦散黑菌花期接种用的Moore氏抽气式部分真空装置以及用不同指示剂和缓冲液配制的全套测酸碱标准的比色器等。由于湄潭缺电，杭州带去的恒温箱无法使用，许多实验及学生的毕业论文无法完成，为了解决保温培养箱的能源问题，陈鸿逵利用当地丰富的木炭资源，研磨成炭粉，掺入淀粉、黏土和水，制成炭条，干燥后使用。这种自制炭条缓慢燃烧可长达24~48小时，保持培养箱内均衡地比室温高15℃以上，满足了病菌培养工作的要求。在那种条件下，他和杨新美就当地特产银耳开展人工培养研究课题，这是中国最早采用担孢子弹射降落分离技术获得的菌种，经接种于青冈段木获得人工培育成功，为中国研究食用菌的延伸打下了基础。 陈鸿逵总把生产中的问题列为他的研究课题。在浙大西迁时期，他承担了“除虫菊枯萎病研究”，此外，还就油菜霜霉病、玉米大斑病、马铃薯的早疫病及储藏期细菌性病害、竹类病害、大豆病害等课题指导学生就病原鉴定、生物学特性、寄主抗病性、病害防治诸方面以及植物性抑菌剂等较广泛的题材做研究论文。 陈鸿逵急农民所急，发现问题，总要亲自下田，查看病情，20世纪50年代，油菜大面积发生病毒病，他和助手们开展油菜病毒种类鉴定和栽培防病研究，既丰富了油菜病毒的知识库，又解决了生产实际问题。1972年美国时任总统尼克松访华，赠送给中国的珍贵树种红杉在杭州植物园首次种植，遇到了生理和病理方面的问题。他和助手及植物园技术员经过实地观察和实验室分析，终于澄清了原因，使红杉在西湖之滨得以落户扎根。 陈鸿逵在执教的数十年中，一直坚守严谨治学的学风。在他参加编写《浙江药用植物志》时，为确定伞菌“雷丸”的学名，他首先请人在浙江各地竹林内采集到较多的新鲜“雷丸”菌核，然后在实验室内经过多次试验，摸索出促使菌核萌发、最终长出子实体的最适合条件，经过几个月的观察，证实长出的担子果是一种呈褶状的伞菌，经鉴定后，确认这种伞菌为Omphalia lapidescens种，而国内的一些药用真菌书刊或论文中，涉及包括浙江省在内的“雷丸”时，其学名都写作“Polyporus mylittael”。这主要是互相转引，未经鉴定，以讹传讹所造成。由于陈鸿逵治学严谨，最后纠正了这一错误。 陈鸿逵理论联系实际，身体力行，对学生严格要求。20世纪50年代，他亲自到浙江南部山区指导学生对甘薯黑斑病作调查实习，认真指导他们总结经验，仔细审阅他们撰写的报告。在课堂和实验室里，他不仅引导学生重视阅读原始资料、文献，扩大学术思路，还强调理论联系实际，学以致用。他重视正确地掌握技术操作规范，并亲自示范，对学生使用显微镜后随意离去或不按正确方法搬移者，他会给予严肃批评。 从1978年起，陈鸿逵先后培养了10名硕士研究生，连同20世纪五六十年代培养的4名研究生共计达14名。在指导研究生的工作方面，陈鸿逵经常与研究生交流，耐心听取汇报，记录细节，随时找材料，翻文献，遇到试验程序不对时，就立即指出，学生在他的言传身教中学会谨慎对待每一个科学研究的细节。学生要求他审稿时，他都仔细阅读，认真修改，甚至帮助重写英文摘要。他虽不善言辞，但一生都在用心教育，帮助学生。学生们深切体会到他对学生的厚爱和培养。 陈鸿逵为人谦逊，平易近人，对来访求教者，无不尽其所知，告诉对方，解答他们所提出的问题，遇到有些不能一时答复的，他牢记在心，然后一丝不苟地查阅文献，最后给对方满意的解答。他所办的培训班，为农业战线培养了一批又一批的技术骨干力量，为植物保护事业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文稿来源： 1990. 庆祝陈鸿逵教授90寿辰文集. 浙江农业大学学报, 植物病理论文专辑. 中国科学技术协会. 1992. 中国科学技术专家传略 农学编植物保护卷1. 2005. 陈鸿逵教授105华诞庆贺文集. 浙江大学农业与生物技术学院. 撰写者 葛起新（1919～2016年4月17日），浙江大学教授，长期从事植物病理学和真菌学的教学科研工作，陈鸿逵教授的学生，1941年在浙江大学农学院病虫害系毕业后，一直与陈鸿逵在同校同系同组共事数十年。 陈健宽（1935～），教授级高级工程师，在杭州玻璃厂从事硅酸盐玻璃专业工作，已退休，陈鸿逵先生的女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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