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时代的方中达

    方中达，江苏常州武进人。1916年5月20日，方中达出生于上海松江的一个书香门第。父亲方毅是上海商务印书馆的一名编辑，全家的生活来源全靠父亲的薪金。在方中达的成长过程中，父亲方毅一直扮演着“严父”的角色，对方中达的教育十分重视。方中达白天在学校接受西式教育，晚上随父亲熟读四书五经。方中达的母亲是当时传统的中国妇女，一生勤俭持家，相夫教子，对方中达一直持鼓励的态度。父亲的严厉，母亲的宽厚，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这样熏陶启蒙下，方中达养成了勤奋好学，不畏艰难的优良品德。浓厚的家庭学习文化氛围，使方中达及其兄弟姐妹受到良好的教育熏陶，先后进入大学学习，其中兄弟方同毕业于西南联大航空工程系，兄弟方开成为飞行员，姐姐方于在云南师范学院任教，方匀在兰州师院工作，方安也在高校工作。方中达更是兄弟姐妹中的佼佼者，成就非凡。

    因为父亲职位的调动，以及特殊的时代背景，方中达早年频繁转学，求学环境很恶劣。幼年时方中达曾在上海和苏州两地辗转多次才完成幼儿园和小学的学习，1922到1924年间，方中达在苏州三元坊小学上学；1924年之后便一直在上海读书；1924年9月到1928年7月，方中达在上海商务印书馆附属高工小学上学；1928年9月到1931年7月，转到上海市市北中学上初中；1931年9月到1932年1月又转学到上海私立澄中中学。民国时期上海的中学是按美国中学所设置的西文班课程模式教学的，这为方中达打下了坚实的英语学习基础。“一·二八事变”发生后，方中达被迫在家休学半年。

    1932年9月至1936年1月，方中达完成初中教育后，在父亲的安排下，转赴南京金陵中学继续求学。民国时期的金陵中学由张坊先生担任校长，学习气氛非常浓厚，是一所在海内外享有盛誉的中学，培养了不少杰出的人才。其中成就卓著者诸如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高行健，人民教育家陶行知，经济学家厉以宁、吴敬琏，生物学家傅新元，文史学家程千帆，中国工程热物理科学创始人吴仲华，建筑大师、中山陵的设计者吕彦直，当代世界微分几何学界青年领袖田刚等二十多名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学院院士，不胜枚举。在这样浓厚的学习氛围的熏陶下，金中自然是高手如林，然而方中达在其中依然出类拔萃，学习成绩名列前茅。当时金陵中学与金陵大学联系非常紧密，两校同用一首校歌，值得一提的是，这首校歌也是美国康奈尔大学的校歌。不仅如此，金中与金大在教学上联系也十分密切，两校共用一个图书馆，方中达也因此有机会阅读大量的生物科学方面的书籍，从而对生物科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1936年2月，方中达顺利地保送到金陵大学。在金陵大学学习期间，方中达求知若渴，主修、辅修了大量感兴趣的基础课程。尽管民国时期兵荒马乱，民不聊生，学习生活条件极其艰苦，但是他依然以自己一贯的勤奋和坚韧，取得了非常优秀的成绩。作为一所与国际接轨的大学，金陵大学拥有丰富的国际性资源，方中达在金陵大学就读期间自然有机会接触来自不同国家的教授。在这之后他刻苦自学了英语、德语、法语等几种外国语言，为他在往后的科研工作中能够更好地阅读各国的学术论文原文，不断汲取国外先进科技的第一手资料奠定了夯实的基础。学习之余，方中达还积极参加课外活动，加入金大学社等著名社团。“七七事变”后，方中达随学校西迁至成都华西大学继续学习。抗日战争的爆发，使得方中达家里的经济情况越来越差，幸好他学业成绩优异，深得教授们的赏识与帮助，使他能够继续奋发学习，凭借优秀的成绩获得奖学金以及兼职讲课完成大学本科的学业。

    1940年方中达大学毕业，之后在昆明清华大学实习了五年，1945年7月，方中达考取了清华第六届留美公费名额，他选择了威斯康辛大学这所植病界赫赫有名的高等学府。1948年，方中达完成研究生论文《小麦黑颖病菌的致病性、生理性状与血清学相互关系》，如期获哲学博士学位。他的导师和同事们看到他非同一般的潜质及在科学研究上的天赋和发展前景，再三挽留，主动邀请他留美工作，但方中达考虑到植物病理学在国内还十分落后需要有人去建设，加上对还在上海的父母的思念之情，毅然离开了各方面条件都很优越的美国，踏上返回祖国的归程。然而毕业回国时恰逢美国海员罢工，虽然他报国心切，短时间内却无法离开美国。这些困难都没有阻挡住归心似箭的方中达，没有让他就此止步。1948年12月初，几经周折，方中达终于离开旧金山，回到上海。

投身国内植病研究

    按照金陵大学当时的规定，在国外获博士学位，便能聘为教授。在导师俞大绂教授的安排下，方中达于1949年2月回到南京金陵大学农学院任教，建设金陵大学。现代植病科学在中国的起步时间较晚，远远落后于欧美发达国家，但方中达对学校的未来踌躇满志，决心用他所学到的西方先进的科学理论、知识和方法开创学校植病科学研究的新局面。

    1949年南京解放前夕，金陵大学面临未来发展何去何从的问题。在这种情形下，方中达在与导师俞大绂商榷后留在了南京。南京解放以后，只过了一天，金陵大学全校就恢复上课了，方中达和许多金大师生投入了一种新的生活中。1952年7月，教育部召开全国农学院院长会议，作出了调整全国高等农业院校的决议，并以苏联农业院校脱离综合性大学独立建立学院的模式，将综合性大学中的农学院分离出来，加以调整、合并，单独建立农学院。在此决议发布之后，中央大学农学院、金陵大学农学院分别从原来的大学中划出合并，同时还调入原浙江大学农学院的部分系科，单独组建成南京农学院，方中达成为了南京农学院的教授。由于经历了多年的战争创伤，新成立的南京农学院实验室基本是一片空白，根本不具备深入开展研究的条件和设备。于是方中达任教期间首先抓实验室建设，他多方努力，多次将自己的研究计划呈交给当时的学校领导，终于获得学校批准并拨出专款，建设了植物病原细菌、真菌、线虫等比较完善的植病研究实验室，为植病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在南京农业大学工作期间，方中达非常关心、支持测报和植检训练班的开办。他坚持完成我国农作物病害的科学研究工作，出色地完成党和国家交待的科学研究任务，并且经常参加全国各种专业会议，到全国各地去讲学、做报告。1959年方中达到越南进行学术考察，1979年又成为援外专家。为攻克科学研究上的难关，他经常工作到深夜。他积极收集相关文献资料，致力于编写普通植物病理学全国通用教材，为祖国培养了好几批研究生。

方中达教授在植物病理学研讨会上作报告

    方中达心系学校的植物病虫害系基础建设工作，更关心新中国农业的发展，决心用自己的科学知识为新中国现代农业科技服务。由于战争和自然灾害，新中国成立以后各地都掀起了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的热潮，中央和地方相继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措施，重点保障粮食增产计划。尽管如此，随着我国人口数量不断增长，国家建设规模的扩大与社会经济的迅速发展，粮食产量开始供不应求。确保足够数量的粮食供应和粮食安全，成为共和国百姓过上温饱安定生活的重中之重。我国重要的粮食作物之一是水稻，而细菌病害白叶枯病的大量暴发，导致水稻经常成片枯死，甚至绝产，严重威胁我国的粮食安全。方中达响应政府关于粮食增产的号召，凭借自己在植物病原细菌方面的研究成果，肩负起水稻白叶枯病研究工作的重任。他几十年如一日地对水稻白叶枯病展开调查工作，系统研究了水稻白叶枯病的病原细菌及其菌系分化、侵染途径、流行规律、种子带菌、种子消毒以及检测技术、筛选抗病品种等方面的问题。由方中达筛选出来的抗病水稻品种，在全国大面积使用推广，为保障中国的粮食安全做出了巨大的技术贡献。

    1956年，国家开始制订《1956—1967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新中国成立以前，我国农业生物学界对植物细菌的认识还较少，对于我国经常发生的植物病原细菌种类的研究更是一片空白。然而，病原细菌种类的研究是非常重要的基础研究，只有做到知己知彼，方能百战不殆。为了详细掌握全国各地的细菌病害，方中达展开了全面的调查工作。20世纪50年代工作和生活条件异常艰苦，乘坐牛车马车是最现代的交通工具，徒步调查和风餐露宿也是再寻常不过的事情。但是，为了能够获得准确翔实的第一手实验数据，彻底摸清我国植物病原细菌的情况，方中达全然不顾这些困难，把科学研究的实验室常年安置在条件最艰苦的野外第一线。为确定一个新种或新纪录，他坚持反复查阅大量文献资料，一丝不苟，最后亲自撰稿形成研究报告。这种严谨的学术作风，受到同行的一致好评。他踏遍我国主要农业区进行调查，大江南北、西双版纳、海南岛都留下了他的足迹，最后他终于摸清了我国常见的植物细菌病害的发生情况，命名新种4个，鉴定的细菌病害有70多种，先后发表了《中国植物病原细菌的初步名录》、《我国植物细菌病害目录补志》和《中国植物病原细菌目录》三篇重量级论文。此次调查不仅获取了大量的数据资料，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更重要的是培养了新中国首批植病专家科研队伍，具有开创、奠基的重要意义。

    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对新中国成立以来欣欣向荣的现代植病科技事业造成巨大破坏。当时在极左错误思潮的影响下，农业院校和农业科研单位纷纷被撤销或拆散，植病科研工作处在一片混乱之中。即使在这样困难的条件下，方中达和助手们依然坚持不懈地开展科研工作。然而，“文革”动乱的影响还是波及到了方中达，作为教授，他被贬为“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进入学习班（牛棚），人身自由也受到限制，受了不少苦。他虽然身处逆境，但意志坚强，绝不阿谀奉承，无中生有或胡说乱攀，坚持有一说一，实事求是。在许多人的印象中，方中达是一个十分严肃，不可亲近之人，因此处处敬而远之。事实上与方中达有过接触的人都知道他性格随和，平易近人，如有同事或学生在学习、工作上遇到困难向他请教，他就会暂时搁下手中的工作，毫无保留地提供详尽解答或建议。方中达衣着朴素，生活简朴，返城休假之前还常要学生为他理发。在江浦农场“斗批改”期间，方中达与大家一样种麦、锄草、收摘棉花，打场守夜，毫不挑剔。除了科学研究工作之外，方中达当时的业余爱好是组装半导体收音机，经常自得其乐。方中达是第一个从“牛棚中”“解放”出来的教授，1975年从牛棚出来后，他接受农林部植物保护总局委托举办植物保护检疫班，为全国许多地方培养了一批植物检疫干部，影响十分深远。1977年12月又举办了南方植物病虫害防治技术训练班，学员共114人，学习时间为一个学期。

    1978年3月18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了全国科技大会，随后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提出“四个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现代化”。自此中国的科研工作迎来了春天，农业工作也取得丰硕的科研成果，与此同时，我国植病研究迎来一个新的时期。方中达尽管年事已高，仍然心系农业，老骥伏枥。改革开放后，全国植保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方中达代表华东地区的植病专家参加了会议，为制定我国“预防为主，综合防治”的植保工作方针作出了突出的贡献。“预防为主，综合防治”的植保工作方针，指的是在综合防治中，要以农业防治为基础，因时、因地制宜，合理发挥生物防治、化学防治、物理防治等措施，兼治多种有害生物。后来综合防治的概念又经过了多次补充与修改。中国植保学会于 1986 年又将有害生物综合防治（IPM）解释为：“综合防治是对有害生物进行科学管理的体系，是农田最优化生产管理体系中的一个子系统。它从农业生态系总体出发，根据有害生物和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充分发挥自然控制因子的作用，因地制宜地协调应用必要的措施，将有害生物的危害控制在经济损害允许水平之下，以获得最佳的经济、生态和社会效益。”

    方中达为人正派，严于律己。早在1958年“大跃进”的年代，党号召知识分子到农村去锻炼，把科技知识与农业生产相结合时，方中达率先带头，下到农村，在农村进一步研究水稻白叶枯病的防治，提出用种子处理和换用无病种子来控制病害的方法，得到政府的嘉奖。同年7月，方中达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68年方中达被评为江苏省先进工作者，1979年参加全国科学大会，荣获全国科学大会奖，1989年被评为全国先进工作者，1985年荣获农业部全国优秀教师奖。由于他的敬业精神和传播科学知识的业绩，1992年方中达受到国务院表彰并享受政府特殊津贴。1999年12月12日，方中达在南京去世，享年84岁。

方中达与水稻白叶枯病的研究

    1948年，方中达教授从美国回来，在金陵大学任教，他在参加了江苏和广东的农业调查后，决定选择细菌病害作为今后的主攻方向。恰逢当时国内水稻白叶枯病大流行，他挑起重担，决定以白叶枯病为突破口，研究它的发病规律、传播途径和防治方法。水稻白叶枯病是方中达一生研究时间最长、造诣最深的一项研究，从水稻白叶枯病大面积暴发到疫情基本控制，他付出了很多心血，取得了很高的成就。

    日本是最早研究水稻白叶枯病的国家，但也直到1917年日本国内才通过研究证实水稻白叶枯病为细菌寄生所引起。日本植病专家经过几十年的研究，积累了一些有关病害与环境因素关系的资料，但对病害初次侵染的来源，即病原细菌在何处越冬这一关系到制定防治措施的关键性问题，意见仍然很不一致。日本学者石山信一及桥罔良夫认为土壤和作物残余中的细菌是白叶枯病初次侵染的来源，而后藤和夫等证明白叶枯病细菌在土壤中不能越冬，提出初次侵染的来源是病叶和种子中的细菌的说法，并且他发现在野草中越冬的细菌也是侵染的来源，其中主要的越冬寄主是鞘糠草。后藤和夫从自然感染的菱白和李氏禾上分离到的菌株，亦能为害水稻。并且水稻的白叶枯病细菌，经过人工接种，也可以为害菱白和李氏禾等禾本科野生植物，所以他认为李氏禾以及其他禾本科杂草是白叶枯病的初次传染来源。

    我国有关水稻白叶枯病的研究工作，虽在二十年前就有人作过调查，但国内有关水稻白叶枯病的资料还是很少，再加上我国以前防治水稻病害方面的农业技术并非十分发达，对白叶枯病的防治，除去注重品种和施肥之外，尚无更加积极有效的方法，往往造成极大的损失。方中达首先通过对广东发生的白叶枯病、水稻条斑病细菌，李氏禾斑病的细菌与典型的白叶枯病进行详细的对比鉴定，证实这是3种完全不同的病原细菌；对海南岛南繁区出现的青枯凋萎型进行鉴定，则肯定其是白叶枯病的一种症状。对于日本专家的结论，方中达持怀疑态度。从1949年开始，方中达和任欣正经常一起深入农村开展调查，同时在实验室和温室观测病害的产生规律。多次试验之后，他发现白叶枯病种子传染的可能性很大。1950年，方中达特意从江宁县淳化镇水稻白叶枯病病区取得“胜利秈”水稻的种子，在金陵大学体育馆前新辟的小块水稻田中试种。金陵大学附近数里之内之前并没有带病水稻，结果发现了白叶枯病，这间接证明水稻种子可能是带菌的。他接着使用带菌种子进行实验，结果发现秧苗的发病率与种子带菌率联系很紧密，种子带菌率高，秧苗发病率也高。1955年进一步试验病种，种子已经贮藏一年以上（1955年8月收获的种子，1956年9月检查），播种以后幼苗的发病率是7.4%，同时播种的健全的种子，秧苗没有一株发病，由此得出白叶枯病病菌能在种子上成活和越冬的结论。方中达和助手进行的接种试验，尽管使用的接种菌量很大，但是发现土壤接种传染的效率并不高，所以日本专家认为土壤可以作为初次侵染的来源的说法也是不成立的。经过多次试验、调查，方中达提出水稻白叶枯病种子带菌的观点。1956年初，他在全国水稻白叶枯病防治专业会议上首次报告了这一结果，引起与会者的普遍兴趣。会议结束后，方中达将研究成果整理成论文《水稻白叶枯病侵染循环的初步研究》发表出版。

    当时对水稻白叶枯病病菌再次侵染研究则更少，接种的方法存在着很大的问题。日本专家石山信一认为细菌必须从伤口侵入，桥罔良夫则认为白叶枯病的发生和台风密切相关，因此每年七、八月如遇台风，白叶枯病必然大流行。方中达没有受上述观念的束缚，他大胆破除日本专家的迷信，认为白叶枯病侵染循环中的许多重要环节还需要进行详细研究。他通过对病叶进行解剖观察，发现病菌从水孔或气孔侵染的可能性也很大。1956年，方中达对苗期接种进行了初步实验，同时研究了成株期的侵染路径，其中苗期使用了喷洒接种、水孔接种以及抽气接种三种科学方法，最后实验结果证明，水孔才是病菌侵入的自然途径，尤其是叶尖的水孔，对比成株期接种的结果，同样完全证实了这一点。所以日本专家石山信一认为白叶枯病细菌不能侵染未受损伤的植株，把它看成是典型伤口侵染的细菌这种说法是错误的。白叶枯病的发生和台风不一定有直接的关系。1956年，方中达发现江苏早秈白叶枯病发生最盛的时候，是在台风之前，因此没有台风发生的情况下，白叶枯病同样也会发生。

    1956年6月，方中达参加了江苏省农业厅组织的考察团，到溧阳、江阴、扬州等地进行考察。在实地考察中，他注意到在水稻生长早期，白叶枯病对其为害症状并不明显，但是在水稻生长后期常常会突然暴发，这给了他很大的启发。方中达通过接种试验证实秧苗可以感染，在大田中同样发现这种现象，但是幼苗感染能否引起成株发病，还需要证明。回到学校以后，他将播种的幼苗经过水孔接种以后，进行了室外和温室对比试验，发现无论在室内和室外，都发现有病苗。但是生长在温室内的病秧，其病害没有向上发展，受害的叶片在枯死后，成株就会完全无病。生长在室外的病秧，随着植株的生长，病害就会慢慢由下面的叶片向上发展。将室外的病株移植到温室内进行栽培，同时用抽气接种和喷洒的病秧重复进行实验，发现在成株期都不会发病。但是抽气接种的病秧，发病却极重，甚至有些植株的叶片大部分会枯死，但新发生的叶片，都是健全的。试验的结果说明，水稻苗期感染白叶枯病，会引发成株期的病变，但是它们之间的关系，并不是系统性的侵染，而是必须经不断的再次传染，病害才会慢慢向上扩散。如果将感染的秧苗移植到温室内（在没有雨露的情况下），病菌不会传播以及引发再次感染的机会，这样水稻成株也就不会再次发病。通过几年的艰辛调查和研究，方中达终于初步弄清楚水稻白叶枯病的侵染循环原理：水稻种子是初次侵染的重要来源之一，带菌的种子引起秧苗的发病，病害随着植株的生长而蔓延，在一个植株上是由下向上发展，并且可以扩展到邻近的植株。这种蔓延和扩展，主要是通过水孔的再次侵染。这一时期病害的扩展主要表现为量的增加，也就是逐渐增加受病叶及植株的数目，在田间形成发病的中心。到植株后期，植株的抵抗性减退，并且由于气温的升高而缩短了潜育期，病害发病在量和严重度方面都很快地增加，这就造成病害突然暴发的现象。有了上述研究成果，方中达指出今后对于水稻白叶枯病的防治研究重点在早期，要注意找到无病的种子，或者是更有效的种子消毒处理方法，防止病害早期在水稻上的扩展。

方中达教授开会交流场景

    根据水稻白叶枯病细菌从水孔侵入的特点，方中达发明了简单而易行的人工接种方法：测定品种抗病性最有效的方法是在秧苗移植返青以后至抽穗结实之间，用普通喷雾器在叶面上喷洒细菌浮液五六次。喷洒以后也不需要经过保湿。为了使细菌有侵入水孔的机会，最好是在有露水的傍晚，叶端有分泌水的时候进行喷洒。这种接种方法非常简便，而且效率极高；考虑到叶片受害的程度和部位，以及病斑的形状，方中达规定统一采用五级记载来表示发病的轻重程度（0级为完全抗病，4级为最感病）；1972年方中达发现病田稻种带有大量的噬菌体，可能与水稻白叶枯病细菌有关系，他以此作为突破口，经过十年多的研究努力，终于提出完整的一套利用噬菌体技术对带菌稻种进行检验的方法，并将这项技术广泛应用在生产上。这些方法和标准的建立，对于当时水稻白叶枯病的抗病育种工作，以及白叶枯病流行规律的研究，都有很大的帮助。

    1957，抗病品种“朝风”在日本九州第一年大面积栽种时就普遍发病。久原重松随即组织开展调查研究，研究证明“朝风”抗性的丧失是病区内存在不同的菌株。在不同国家或地区之间白叶枯病病菌的致病型不同，不同国家所用的鉴别品种只适用于本地区。20世纪70年代以来，我国水稻育种目标转向丰产、抗病、优质以后，国内主栽品种的布局和结构发生了变化，随着抗病育种和基础理论研究的进展，国际间抗病品种和情报交流的日益频繁，我国植病专家迫切需要在统一标准下，进一步研究全国病菌的致病型。从1985年开始，由方中达牵头领导，南京农业大学、江苏省农业科学院、广东省农业科学院和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所共同组成了全国水稻白叶枯病菌系研究协作组，对我国的水稻白叶枯病做进一步研究。几家单位联合制订了相同的实验方案，经过三年初步分片筛选实验，1988年在南京农业大学进行了联合鉴定。其中江苏省农科院和南京农业大学主要负责测试长江流域稻区病菌的致病型，中国农科院负责北方稻区的新菌株的收集和测试，广东省农科院负责南方稻区病菌的致病型。依据在1988年5个最基本的鉴别品种（Java14、IR26、Tetep、南粳15、金刚30）上的反应差别，方中达团队将我国白叶枯病菌分为7个致病型。在确定我国水稻白叶枯病致病型分布的同时，方中达和许志刚领导的协作组密切配合展开筛选抗病品种的工作，经过多年不同地区的测试和筛选，确定了一套具有较好鉴别能力和反应较稳定的品种，如华南稻区的青华矮6号、晚华1号、长江流域的扬稻一号、扬稻二号、金陵57、南粳15、农虎等，北方稻区的秋光、中百4号等。

    20世纪八十年代，水稻换种条件成熟。方中达开始指导全国性的换种工作，取得非常大的成绩，如江苏省选育的扬稻一号、二号等、广东省选育的青华矮等，在全国白叶枯病流行地区推广面积达2000万亩以上。据1980-1981年江苏省水稻白叶枯病综合防治基地赣榆县干马乡的测定：白叶枯病重病区种植抗病品种后，每亩农药投资减少3.87元，增收稻谷226.2斤，草200斤，可获纯利38.9～56.2元，因而该县防病保产的效益十分可观。我国稻区广大，利用抗性品种防治白叶枯病，可以减少农药投资，减少农药污染，保护农业生态体系，对社会产生的效益难以估测。

    方中达和许志刚领导的“中国水稻白叶枯病菌致病型的建立以及在抗病育种上的应用”课题组开展的此次研究是对中国地方水稻品种的分类和抗性基因的鉴别等研究计划的实施极为重要的基础研究。通过对我国南北稻区大量采样测试，明确了我国稻区白叶枯病致病型的分化类型及其分布，不仅填补了东北亚—南亚稻区白叶枯病致病型研究的空白，还为我国白叶枯病致病型监测，筛选种植资源和选配抗性亲本提供了科学依据。1989年水稻白叶枯病致病性的建立以及在抗病育种上的应用获得农业部科技进步奖二等奖。

植物病原细菌领域的其他成就

    植物病原细菌的调查以及新种的鉴定工作是植物病理学的基础性工作，国际上早已重视并进行了长期探索和研究，我国在这方面的研究却十分落后。所以在国内尽快开展这项基础研究，就显得格外重要。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方中达率先开展了对植物病原细菌调查鉴定工作，经过长期的系统研究，先后鉴定了大量的细菌病害和植物细菌新种。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方中达又高瞻远瞩，从事最前沿的分子病理学和基因工程研究，在基础理论研究和应用研究上都取得了诸多新突破，将中国植病科学研究推进到一个新的高度。

    中国植物细菌病害鉴定研究始于方中达的老师俞大绂教授，他在1936年发表的论文《蚕豆病害》中，首先报道了我国植物细菌病害——蚕豆茎枯病（Phytomonas fabae）。之后在1937年，植病专家黄齐望发表了《1936年植病界新发现之植物细菌病》，报道了金盏花、香蕉等植物上的5种细菌病害。1949年以后，植物病毒细菌鉴定工作开始大面积展开。建国初期，这项工作是由俞大绂教授与方中达教授一起主持的，后期则由方中达及其助手任欣正负责。经过几年的艰辛调查与研究，1956年方中达和俞大绂联合发表了《中国植物病原细菌初步名录》，记录了当时在中国发现的42种植物细菌病害。由于这是第一次全国范围内的整理调查鉴定工作，作为一个科学家，方中达所具备的谨慎性和前瞻性使他除了记录当时在中国发现的42种植物细菌外，还补充记录了在国外普遍发生或严重为害而在我国尚未经正式报告的植物细菌病害10种，将其作为今后我国植病工作者调查研究的重点和对外和对内的检疫对象。1956年首次大范围的植物病原细菌及其病害的调查填补了国内植物细菌记录的文献空白，对当时国内细菌性病害的防治和研究起了重要的作用。1956年以后，受当时政治环境及后来文革影响，调查鉴定工作在艰难中进行，甚至一度中断。尽管环境恶劣，方中达和助手还是发现了34种新的细菌病害。在这其中21种细菌病害是由18种病原细菌引发的，15种是1956年初步整理的目录中未列入的。除此之外，方中达还记录了13种尚未作出最后鉴定的细菌病害的病原，其中有些是当时已有的文献中从未报道过的，很有可能是新的细菌病害。根据上述调查研究成果，方中达发表了《我国植物细菌病害目录补志》，详述了新发现病害的土名、国际命名、为害程度、发生地点等资料。1992年，方中达根据1956年《中国植物细菌的初步名录》和1981年《我国植物细菌病害名录补志》，及1981年以后国内发现的23个种、亚种、致病变种和70种植物细菌病害，经过重新整理，发表了《中国植物病原细菌目录》。在这个目录中，方中达共列出69个植物病原细菌种、亚种和致病种，以及由这些病原细菌引起的144种细菌病害，其中由我国发现的新种和新致病变种8个。

    在近半个世纪对中国植物病原细菌的调查研究中，方中达和助手们还利用传统检测技术发现、鉴定和命名了水稻细菌性条斑病、李氏禾条斑病2种植物病原细菌新种。20世纪50年代，“水稻白叶枯病”在广东珠江三角洲泛滥。当时华南农学院的范怀忠教授研究发现，不管是在人工接种还是自然感染的水稻上，都形成了“条斑”型的症状，范怀忠教授猜测这次华南病害的发生与李氏禾有关。在全国首次水稻白叶枯病座谈会的讨论中，方中达等一批植病教授发现华东与华中的白叶枯病，不仅与华南的病状不一样，接种的方法和防治的效果方面都有巨大的差别。当时中国与世界植病界一致认为这些不同，很可能是因为气候条件以及其他环境的不同，或是因为各地病原菌的不同而形成的。方中达教授并没有迷信权威，在 1955年的研究中，他敏锐意识到华南李氏禾上菌株的致病性和培养性状都与白叶枯病细菌并不完全相同，他和范怀忠随后对华南“条斑”型细菌和李氏禾细菌与典型白叶枯病细菌的关系进行了接种试验和细菌学比较研究。根据初步研究发现，广东的细菌性条斑病与水稻白叶枯病是两种截然不同的病害，其病原细菌的性质与水稻白叶枯病细菌完全不一样，并且也和以前文献中报导的细菌不同，方中达大胆猜测这是一种新的植物病原细菌，因此将其重新命名为水稻条斑病细菌（Xanthomonas oryzicola n. sp.)。20世纪70年代，新西兰细菌学家W. D. Dye和J. M. Young重新审定了这种植物病原细菌，得出的结论与方中达的研究一致，从而肯定了这种细菌的新种地位；关于李氏禾上的菌株，当时的日本专家后藤和夫等认为白叶枯病细菌可以在李氏禾属植物上越冬，同时发现白叶枯病细菌用人工接种的方法也可以危害李氏禾，而从自然感染的李氏禾上分离的菌株使用人工接种的方法亦可以对水稻产生危害。当时华南农学院的伍尚忠和范怀忠教授认为李氏禾（Leersia hexandra Swartz）在广东珠三角是水稻白叶枯病（指细菌性条斑病）的野生寄主，交互接种的结果证明水稻和李氏禾的菌株可以相互为害。但根据方中达1955年的研究，李氏禾的菌株在培养性和致病性方面与水稻白叶枯病细菌有所不同。经过进一步的比较研究，他确定李氏禾上的条斑病细菌和水稻的白叶枯病细菌在血清反应、生理生化反应和致病性上是完全不同的，尽管李氏禾上的条斑细菌与水稻细菌条斑病菌在生化和生理反应方面比较类似，但是血清反应根本不同，而且致病性也完全不同，因此方中达认为李氏禾的条斑病细菌也是一个新种，将其命名为李氏禾条斑病细菌（Xanthomonas leersiae n. sp.)。方中达和助手对于植物病原细菌新种的鉴定不仅是我国植物病原细菌开创性的成果，也是世界植病科学知识宝库里的重要财产。

    1979年开始，方中达和任欣正主持“中国植物青枯病细菌的分类和检测”课题，由此也开始了对青枯病全面系统的研究。首先为了澄清不同植物上青枯菌菌株的相互关系，1979-1980年两年时间，方中达和助手收集了全国花生、番茄、木麻黄、马铃薯、甘薯、茄、姜、桑、油橄榄九种植物上的青枯菌菌株，对它们的形态、生理生化反应、染色、致病性和培养性状等方面进行了全方位的对比研究。按照国际标准，方中达课题组一方面证明了九种植物上22个菌株都是属于青枯假单胞菌，因此鉴定的甘薯瘟和姜瘟病的病原菌也为青枯菌，突破了长期未解决的甘薯瘟和姜瘟的病原鉴定问题。这在国际上首次提出甘薯为青枯病的新寄主，结束了我国在这方面的长期混乱状态，对于甘薯青枯病的防治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另一方面课题组明确了我国青枯菌菌株的小种和生物归属。同时，方中达发现一个细菌新种Xanthomonas campestris pv. zingiberacola Ren and Fang，列入国际细菌有效名录。明确了青枯病的病原菌以后，方中达带领课题组开始研究检测植物青枯病的技术。以往检测用病组织中的细菌直接接种于极感病的寄主植物的方法或用待测植物组织分离病原细菌的方法，但是这些方法检测所需的时间长，并且工作量大。方中达带领课题组成功地用青枯菌细胞壁外大量的多糖提取液致敏醛化的红血球后，于1982-1983年进行了用间接血凝抑制植物青枯病的研究。最后研究证明，3小时内即能获得可靠结果，因此这是一种微量、快速、灵敏的血清学方法，无需特殊设备，此法可用于甘薯、桑、油橄榄、木麻黄等苗木和姜、马铃薯等块茎的检疫，这项技术为国内外新探索。由于技术的先进性，间接血凝抑制检测技术很快被政府推广应用，1982-1983年在山东省枣庄市农科所用间接血凝技术检测姜块1325个，无病姜块检出率95%～100%。1983年方中达在浙江省农业厅植检站开办了“用间接凝抑制技术检测薯苗”的培训班。这些检测技术同样在1983年、1984年、1985年的全国植物检疫训练班进行培训和推广。

    细菌性软腐病主要是由欧氏杆菌属（Erwinia）细菌引发的植物病害。软腐病菌主要是弱寄生菌，为害植物肥厚多汁的器官，比如果实、块根、茎基、块茎等。软腐发病不仅在大田，贮藏期间和运输途中同样也会产生，并且为害更严重。在中国，软腐病主要为害番茄、十字花科、马铃薯、瓜类等农作物。中国对于细菌性软腐病的防治最早进行研究的是裘维蕃教授，他对北京地区大白菜软腐病的防治进行了研究。根据江苏省软腐病发病情况，方中达教授带领王金生等人对大白菜软腐病、马铃薯软腐病以及水稻细菌性基腐病进行了开拓研究，阐明了病害发生规律，并提出了简单有效的防控方法。

真菌、病毒和线虫领域的重要贡献

    方中达兴趣广泛，博学多闻。他不仅擅长于细菌病害研究，在真菌病害和病毒病害等方面的研究功底同样深厚，大学毕业后他撰写的第一篇论文就是关于小麦锈病的研究。方中达本人在真菌学、病毒学和线虫学研究做出了杰出的贡献，同时也带出了中国自己的植病科研队伍。改革开放前，我国植物病理学的研究比较落后，各个分支领域都缺乏人才。考虑到培养我国植病人才的需要，方中达同时进行各个分支领域的研究，以便更好地培养综合型人才。对于植病课题工作，不论旅程远近，不论严寒酷暑，方中达总是第一时间内奔赴第一线，亲临工作现场进行考察或指导。他言教身传的教学形式，组织有方、协作有度的领导方式，使得各项植病课题都进展得比较顺利，取得累累硕果。

    棉花是江苏省重要的经济作物。1983年，棉花黄萎病在江苏省暴发流行，成为当时农业生产上急需处理的重要问题。方中达临危受命，研究培植抗黄萎病的品种，通过收集全国各地棉花黄萎病菌，对其致病力的强弱进行对比研究，从而找出可以同时抗黄萎和枯萎的棉花品种。方中达带领团队按照不同棉花黄萎病菌菌株在品种上的反应来评测其致病力的强弱，并且记载病情指数与发病率，来研究两者的相关性。棉花黄萎病菌菌株主要有轮枝孢属中的大丽轮枝菌和黄萎轮枝菌，两种菌株分布遍及全球各地，并能引发多种草本植物和禾本植物黄萎病的病原菌。1982到1984年，方中达带领团队从江苏、山东以及内蒙古等省（区）的茄子、辣根、向日葵、蚕豆等16种植物的黄萎病病株上分离到轮枝孢属真菌30个菌株，鉴定结果发现全都是大丽轮枝菌，其中黄蜀葵、辣根、指甲花等8种植物是在中国第一次发现大丽轮枝菌新寄主。在实验报告中指出，大丽轮枝菌普遍存在于不同科、属木本及草本植物上，这对棉花黄萎病的防治造成一定困难。生产实践中，除重点防治那些主要的经济作物（如棉花、茄子）的黄萎病外，对很多带有大丽轮枝菌（如蚕豆、辣根、指甲花、丁香等）而目前还没有形成严重损失的寄主植物上的黄萎病，也应该引起充分的重视。方中达带领团队一方面对棉花黄萎病毒素进行了分离、提纯和生物测定，另一方面对菌的培养滤液、粗毒素、纯毒素进行了致萎力和毒素数量的对比实验。这项实验首次明确了引发棉花黄萎病的不同致病力类别的大丽轮枝菌的毒素特征和它们对棉花幼苗的致萎能力。方中达团队进一步检测各菌株毒素的区别以及毒素量和致萎力的关系，主要是为确定大丽轮枝菌的生理型与探究大丽轮枝菌对棉花致病机理提供证据。最后结果显示大丽轮枝菌的培养溶液、粗毒素以及纯毒素都包含毒素成分，因此使用它们可以处理棉苗，以此来测定棉花对黄萎病的抗性。20世纪80年代，方中达组织的江苏省棉花黄萎病的发生和防治攻关工作取得显著成果，其中，“棉花黄萎病综合防治研究”荣获江苏省科技进步二等奖，“大丽轮枝菌生物学研究及其在抗病育种上的应用”获得当时农业部科学技术进步奖三等奖。

    雪松是园林绿化中一个优良的风景树种，但是雪松容易受疫霉的影响。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雪松引种面积不断扩大，疫病的发生日趋严重，从幼苗到大树均发生了病害，直接影响到园林建设。为了保护雪松林木的生长，寻求病害防治途径，方中达领导团队对雪松发生病害进行了全面的调查和系统的病菌分离、病菌致病性测定等观察试验。1979-1980年发现仪征县铜山林场、淮阴县十三孔大闸、江宁县汤山中学和江苏省林业科学研究所等处有雪松黄化枯死现象，1984年前后南京中山陵园和大厂区公园等处也相继发生。方中达和他的学生初步调查发现，雪松致死原因主要是由疫霉病引起的，死树中从小苗直至定植多年的大树都有发生。江浦县汤泉园林场面积10亩，高2米以上的雪松，1985年因病死亡500多株，1987年江宁县东普桥和牛首林场，有0.5～4米左右的雪松，发病率分别达21%～25.6%，汤山镇古泉花木公司为26.7%。方中达领导研究组成员从形态、生理、生化及致病性方面，对江苏省的15株雪松上的疫霉进行研究，进一步探究了我国雪松上的疫霉种类。经过鉴定发现，我国的疫霉种类主要包括以下三类：樟疫霉、掘氏疫霉和生疫霉。其中樟疫霉是雪松疫病的重要致病种，拥有13个菌株。方中达还带领郑小波等人开辟了我国植物疫病菌有性生殖与病菌遗传与变异研究的新领域，随后郑小波独自研究疫霉菌，在我国建立并完善了诱导植物疫病菌卵孢子萌发的研究技术与方法，阐明了异宗配合与同宗配合两大植物疫病类群有性生殖交配行为，提出了植物病疫病菌性别产生与交配型演化的新学说。

    蚕豆原产欧洲及地中海一带，在中国种植历史也已有2000多年。蚕豆在中国自古以来便是一种重要的杂粮植物，也是蛋白质（占25%）含量较高的一种豆类作物，据联合国粮农组织1981年的考察计算，全球蚕豆栽种面积约362万公顷，中国的蚕豆面积约220万公顷，占全世界面积的60%以上。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方中达带领许志刚主要在蚕豆病毒上进行了深入研究。蚕豆上的病毒品种很多，截止到1983年，被明确鉴定能侵害蚕豆的病毒就有50余种，中国就有20多种。限于历史条件，以前发现的蚕豆病毒不能通过血清检验，甚至没有电镜可以观察粒体的形态，研究人员只能根据植物发生病害的症状和少量实验结果来鉴定。1983年，方中达联系了英国洛桑实验站植病系，与南京农学院植保系联合进行了中国蚕豆病毒病的调查研究。在方中达的邀请下，英国专家柯本博士两次来华调查，同时提供标准病毒与抗血清。蚕豆病毒的部分鉴定工作是在英国洛桑实验站进行的。从1983年到1986年，方中达团队和英国专家先后在四川省成都和重庆地区、湖北省武汉地区、浙江省杭州地区，上海市和江苏省南通地区、镇江地区以及南京地区的蚕豆进行调查和考察，采集了300多份有病毒病症的嫩梢样本，在实验室内进一步作鉴定。这是在中国第一次鉴定蚕豆病毒，发现主要有蚕豆染色病毒（BBSV)、黄化卷叶病毒（BLEV）、芜菁花叶病毒（TuMV）、大豆花叶病毒（SMV）、菜豆黄花叶病毒（BYMV）和蚕豆萎蔫病毒（BBWV）这六种病毒。1985年首次发现蚕豆染色病毒后，许志刚和方中达紧急联系了国内的引种点，并检测了各点采集的10个病叶样本，调查这种病毒的发病率和介体昆虫的存在。随后，通知各引种点果断采取措施，让各引种点立即拔出、销毁所有病株，及时喷洒农药，以防出现传播扩散，其他引种地区对有病小区内没有发病的种子改为食用，一定要保留种子的，必须经检疫检查，确定无病后方可种植。方中达和许志刚领导南农植保系承担制备抗血清的任务，为检疫检查之用做好准备。正是在他们的努力下，蚕豆染色病毒（BBSV）第一次列为我国对外检疫对象，挽回了巨大的经济损失。1987年长江流域蚕豆病毒研究获国家教委科技进步奖二等奖，是植物保护系同英国洛桑实验站协作的成果，这项成果阐述了长江流域蚕豆病毒的种类、传播媒介、流行规律以及检疫、防疫措施，特别是首次发现了蚕豆染色病毒，并研究成功病毒提纯技术和抗血清制作技术，该项目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早在20世纪70年代，我国不少地方松树出现类似松树萎蔫病（Pine Wilt Disease）的症状，1981年以后在湖南、贵州、云南、浙江等省相继出现大量死树，但是一直没有引起重视，因此也就没有展开相应防治研究。1982年夏秋间，南京中山陵有40多株树龄为30～60年的黑松发生了萎蔫病。发病之后，黑松的症状表现十分明显，病树叶开始变色失水，不久之后整株死亡，整个过程持续时间较短，大约需要30天。发病时间多为9月、10月，但是到了秋末之后，还是有少部分黑松和个别火炬松及黄松感染病害，只是相对于秋末以前病势发展缓慢。此外，也有不少枯萎松在该区远山顶上，这引起了在南农卫岗校区植病专家方中达教授的注意。方中达带领程瑚瑞将从南京萎蔫黑松中检测到的线虫进行纯培养之后，回接到健康的松苗上，结果发现在松苗发生类似于自然发病的萎蔫枯死典型症状的同时，有线虫也在其中健康繁殖，因此可以确定黑松枯死实际上是一种由线虫引起的萎蔫病。根据线虫的为害情况、寄生能力和形态特点，方中达和程瑚瑞认为它是Bursaphelenchus xylophilus（Steniner and Buhrer）Nickle 中的一种，而引起南京黑松发病的线虫的长度与日本发现的差别很大，和美国长岛地区发现的线虫的长短相比同样存在差异。在方中达团队鉴定黑松线虫的同时，1983年南京中山陵发生病死树达到1万余株，1984年死树39,200余株，1985年95,000余株，1986年高达215,000余株，该病已成为我国有史以来的特大森林病害，群众称这种危害性病害为不冒烟的森林火灾。根据美国和日本的经验，对黑松线虫的防治工作应采取综合防治方法：检疫、清理病树并熏蒸、飞机化学防治以及人工药剂防治相结合。基于此经验，方中达团队果断采取有效防治措施。在全面的防治之后，中山陵上每年因病致死的松树数量大致维持在2万到2万5千株左右，相比之前有了极大的效果，南京郊区和镇江几个新疫点的病树数量也得到了有效控制。方中达对根除松树萎蔫线虫病提出了科学依据，对挽救江苏省大批松树起到了关键作用。

方中达与中国植病学科的建设

    方中达在南农执教时间前后长达50多年，是南京农业大学植病学科的主要奠基人。任教期间，对于植病学科接班人的问题，方中达给予了高度重视，并且为之付诸实际行动，为南京农业大学农业科学技术研究队伍的建设工作鞠躬尽瘁，培养了许多植病学科的精英。除了在课堂上的言传身教，方中达也潜心于编撰植物病理科学方面的教科书，并且积极投身于中国植物病理学会建设工作之中，热心与同行们交流、分享研究成果。在几近大半个世纪的辛勤耕耘中，方中达不仅把自己的毕生精力都奉献给了南农植病学科的建设，也为中国现代农业教育付出了艰辛的劳动，在我国农业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以及农业发展的现代化方面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方中达教授执教

55周年暨八十寿辰庆贺会合影

    1948年，方中达从美国留学归来时，国内植病事业刚刚萌芽，通晓植病知识的人才也是凤毛麟角。为培养植病人才，他十分重视我国植病教育事业，在南农教授普通植物病理学、农业植物病理学、植病研究方法等多门课程，为国家培养了一批植病科学高级专业人才。上个世纪80年代，邓小平提出“教育要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思想，受到该理念的影响，方中达开始注意为研究生和青年教师提供海外学习经历。在他的多方努力下，一些年轻富有精力的优秀中青年教师被派往国外大学进修，或者是参与促进中西合作研究的工作。这一举措在其时的教学和科研单位还是十分罕见的，等这些研究生和教师归国之后，方中达又马上把他们送到教学科研工作的第一线进行实战锻炼。他培养的学生，桃李满天下，许多人成为建设祖国的栋梁之才。在研究水稻白叶枯病的时候培养了许志刚、朱家玲、刘经芳；在攻关软腐欧式杆菌时发现了王金生与董汉松；在研究青枯病的时候培养了任欣正；在棉花黄萎病菌的研究上带出了陆家云、王立新等科学家，在疫霉属的研究和后辈郑小波一起开拓。

    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方中达就注重引导年轻教师往学科的不同方向发展。经过30多年的努力，南京农业大学植物病理教研组初步建成比较完整的学科体系，其中包括真菌及真菌病害、细菌及细菌病害、病毒及病毒病害、植物菌原体及其病害、线虫及线虫病害以及植物病害生态、植物病理生理和分子生物病理等。在此期间，方中达也先后任职于植物病理教研组主任、植物病原生物研究室主任、植保系学位委员会主任等职位。其中由方中达亲自领导的植物病原生物研究室成为全国领先水平的教学、研究中心，其人才结构形成了强有力的学术梯队，承担多项国家攻关及重点课题研究工作。

    他认为，教学和科研是高等院校教师应该担负的两项相互联系不可分割的基本工作。方中达非常重视教研室的作用。在教学上，他提倡采用集体备课的方式，以教研室为依托，年轻教师第一次上课前一定要进行试讲，并于1983年建立南农植物病原生物研究室。而要进行科研，实验设备必不可少，因此他也十分重视实验室的建设。1977年大学恢复招生后，方中达组织全系教师积极扩建实验室来满足实验课的要求。他要求植物病原生物研究室在仪器设备的种类、规格及数量等方面都要按照实验的性质制定规划。不仅如此，他还亲自组织师生前往田间采集实验标本。在方中达和全体师生的共同努力下，植物病原生物研究室较之前相比取得了很大的进步，设备水平迅速提高，基本已能满足教学需要，为高质量教学奠定了基础。方中达一生生活简朴，从不计较个人利益。但是，在为师生们争取更好的研究条件上，他却是出了名的“毫不退让”。建立植物病原生物研究室最重要的一点是良好的科研条件，他不遗余力，殚精竭虑，落实科研人员政策，为教师和科研人员进行高质量的科研创造条件，最终为植保系争取了111台显微镜，这在当时物质资源匮乏的情况下是很不容易的。先进的实验设备有力地促进了科研工作的开展，方中达本人也令许多同志心生敬佩之情。

    1981年7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召开学科评议组会议，会议的主要内容是审定我国首批有权授予博士、硕士学位的高校与科研机构及其学科名单。作为我国植病界的奠基人之一，方中达不负众望成为南农植保系首位博士生导师。1983年，国务院又聘请方中达作为植病学科评议组成员。1989年，经过方中达的努力，植物病理学进入国家重点建设学科行列。经国务院博士后流动站管理小组批准，1991年南京农业大学植物病理学顺利组建博士后流动站。

    “普通植物病理学”是农林院校植物保护类各专业的专业必修课程，肩负着启发、答疑和引导学生的重任，也是学生进一步学习植病专业知识的基础课。原金陵大学最初是由美籍专家讲授植物病理学课程，采用的也是美国教科书。方中达留校任教后，认为用英文版教材并非长久之计，于是他决定自己编写一本结合中国国情、适合本国学生学习的教材。1959年，他终于完成了《普通植物病理学》这本书。该书共十一章，分上、下两册。上册的主要内容是介绍植物病害对农业生产的影响、病害发生的原因和各种类型病原物的性状以及它们与植物病害的关系；下册侧重于介绍病原物与寄主的关系、群体发病的规律和病害的防治。该书首先概括性地介绍了植物病理学的性质和任务，在之后的每个章节分别详细介绍了植物病害的基本概念、真菌的一般性状、植物病原真菌的主要类群、植物病原细菌、寄生性种子植物、植物寄生线虫、植物病毒与病毒病害、植物的非侵染性病害、寄生物和寄主、病害的侵染循环、流行和预测以及病害防治共十章内容。该书结构清晰、内容通俗易懂、取材广泛，在全面归纳我国植物病理学理论知识和科学研究实践成果的基础上，反映了我国当时植物病理学研究的进展和特点；1949年起，为了教学的需要，方中达开始编写植病研究方法的教材。最初方中达是编写成比较简单的实习指导，之后扩充为讲授和实习的提纲。1951年8月完成“农业作物的病害讲义”，经过几年来的试用和修改，篇幅逐渐增加终于可以成为一本教材。在植病研究方法上，方中达有自己独到的见解。他通过多年的点滴耕耘，结合自己在已取得的科研实践成果和多方搜集到的文献资料，编写了一本长达十万余字的学术专著——《植病研究方法》，这是我国第一本既有丰富的理论知识又能联系植病生产实际的农业科学著作。在20世纪80—90年代，这本书在全国范围内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力，不仅成为许多院校植保专业首选的教材，而且也是许多已取得成就的植保专家、教授积极推荐的必读教材。《植病研究方法》对于进一步提高我国植病研究方法意义重大，它改写了我国在植病研究方法方面处于空白的历史。这部30万字的作品，充分体现了中国在植病科学研究上取得的巨大的进展，并且跟国外为数极少的植物病害类著作相比起来它仍然属于较高的水平层次，赢得了国际专家、同行的广泛赞誉。1977年方中达又编写了第二版《植病研究方法》，受到中华农业科教基金会的资助，1996年又编写并成功出版了第三版；从1990年起，方中达受农业部委托，承担了农业大百科全书《植物病理学卷》的主编任务，他组织全国各地的专家学者集体编写了这本巨著，由农业出版社出版。该书的编撰系统而又十分完整，填补了我国植病学科中工具书为空白的历史。它不仅吸收了当时国内外最新和最先进的科技资料，阐述有关理论知识，并且附有形态图和必要的检索表，对于一般的病原细菌也概述了其生理特征、地理分布、寄生情况以及参考文献；对重要病原菌，还简要说明其致病的症状、发病因素和防治方法。全书共225万字，涉及多种学科，结束了我国植病学名词、概念混乱芜杂的局面，是我国植保科技发展史的一个里程碑。该书在世界专业领域也拥有巨大的影响，多年来，已为国内外同行广泛采用或引用。

    1929年，中国植物病理学会在南京东南大学顺利成立，其创立者正是方中达的老师邹秉文及戴芳澜等人。解放战争末期，方中达积极投身于中国植病学会的恢复工作。1949年，中国植物病理学会在北京召开第一次复会会议，方中达等参会人员一致同意推选戴芳澜教授为临时理事长，并且筹备召开新的第一届全国代表大会。1953年2月，学会在北京中国科学院顺利召开第一届全国代表大会，戴芳澜教授当选为正式的理事长。文革期间时局动乱，学会不得不暂时停止了正常活动。1978年正值改革开放之初，在方中达及其他植病专家多方呼吁下，1981年10月，中国植病学会在青岛成功举行了第二届全国会员代表大会，会议中俞大绂教授当选为理事长，方中达当选为副理事长。为促进中国植病学会的蓬勃发展，1952年11月，方中达联合南京的绝大部分植病专家召开会议，会议上决定成立中国植物病理学会南京分会。他还积极联系在江苏的植病专家，吸收他们加入南京分会。由于分会逐渐扩大，分会于1960年2月27日更名为江苏省植物病理学会。为了给年轻人更多成长的机会，方中达积极举办中青年优秀论文评选活动，鼓励青年研究人员独立自主开展研究，不少中青年研究人员通过学会这一学术人才的摇篮脱颖而出，他们或成为各自的学科领头羊或成为企业的业务骨干，极大地推动了江苏省植物病理学科往高层次方向发展，使得该学科的地位一直处于国内领先水平。从1984年开始，中国植物病理学会先后成立了各大区分会，包括东北大区、华北大区、华东大区、西北大区、中南和西南大区共7个分会，其中方中达担任的正是华东分会的理事长。在1985年第三届和1989年第四届理事会上，方中达又连续当选两届副理事长，继续在自己的岗位上发光发热。

结 语

    中国近代历史较为特殊。由于科学技术的落后，中国饱受列强的欺凌，整个社会满目疮痍，民不聊生。作为一个出生在近代的中国人，方中达也只是四万万同胞中的普通一员。然而，芸芸众生之中，也不乏一些有识之士，他们纷纷为“科学救国”奔走呐喊，力挽狂澜。受这样的社会环境的影响，方中达作为受过先进教育的知识分子，注定要做出一番不平凡的事业来。在金陵大学完成了本科阶段的农学学业后，基础知识十分扎实的方中达经老师推荐进入昆明的清华大学农业研究所，师从著名的俞大绂教授，继续学习植病知识。在这五年的工作时间里，方中达不仅跟随学习更加先进的植病理论知识，同时也必须定期前往试验田进行实地考察，这种学习方式与本科的纯理论学习完全不同，极大地丰富了方中达的理论知识与实践经验。这之后，在俞大绂教授的帮助加上方中达自己长期的努力下，终于考上清华第六届留美公费名额，前往著名的威斯康辛大学继续深造，并如期获博士学位。

    作为一个科学家，方中达的杰出成就不仅是因为其在植物病害方面的突破性研究成果，更因为他心系祖国，关注民生。在威斯康辛大学顺利拿到博士学位之后，他的导师和不少同学都劝方中达留在美国进行科研，在那里他可以利用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植物病毒研究资源，可能取得更加瞩目的成就。然而，他每每想到祖国此时在植病研究方面依旧落后，广大农民依旧因为植物病毒的侵害而没有好的收成，想到俞大绂老师费尽千辛万苦送自己留学时的殷切希望，他回国建设祖国植病科学的决心便更坚定了。丰厚的待遇和优越的科研条件并没有打动他，他婉拒导师和同学的好意，毅然放弃美国优厚的科研条件，回到祖国的怀抱，把自己在美国所学的知识应用在中国植病科学的建设上。新中国成立之初，农业技术十分落后，还停留在传统的农业种植技术阶段，和西方国家先进的现代农业技术相比差距甚远。加上昆虫病害肆虐，农作物产量得不到提高，严重威胁着老百姓的温饱问题。方中达经过调查，发现当前最紧要的问题当属危害最为严重的水稻白叶枯病。面对这样的挑战，方中达决定先从水稻白叶枯病入手，研究其基本的侵染循环，并首创噬菌体检测技术，成功解决水稻白叶枯病横行却无从控制的历史问题，为广大农民带去了福音。在作物软腐病的研究中，他以攻克大白菜软腐病为基础，同时遏制马铃薯软腐病的流行，取得了一系列科研成果。方中达研究领域涉猎广泛，不仅在植物细菌领域解决了一系列问题，在植物病原真菌和真菌病害、植物病原病毒和病毒病害、植物病原线虫和线虫病害方面，他同样多方建树，取得累累硕果。

    作为一个教育者，方中达既是良师又是益友。在教学上他毫无保留，将自己的平生所学倾囊相授，在科研上他也用自己勤奋刻苦、治学严谨、无私奉献的人格魅力感染了一代又一代学生。他刚从美国回到中国时，国内植病技术人才匮乏，作为当时国内少有的留美博士，方中达自然而然担负起培养植病人才的任务，培养了许志刚、王金生、朱家玲、董汉松、任欣正、陆家云等后辈科学家。直到今天，方中达的学生依然在自己的岗位上为中国植病科学技术追赶世界做着点滴耕耘。

    斯人已逝，风范长存。从传统农业防治病虫害技术到现代科学植病技术，方中达作为转型时期的一个关键人物，一生鞠躬尽瘁，为新中国病虫害的防治做出了自己应有的贡献。从现代植病人才极其匮乏到百家争鸣，他费尽心血。可以说，方中达是我国现代植病科学当之无愧的奠基人。

    文中照片由南京农业大学许志刚教授提供。

    全文内容摘自：宋健.方中达与植物病害研究[D].南京农业大学, 20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