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士迈（1926.4.8～2014.12.31），湖南湘潭人，生于北京。植物病理学家，农业教育家。1995年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1948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农学院，长期从事农业教育和农业病虫害防治理论和技术的研究工作。中国植物病害流行学创始人之一，倡导和开拓了植保系统工程学和宏观植物病理学，在植物抗病性利用、病虫害防治策略等方面也有突出的研究成绩。曾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成员、农业部科学技术委员会常务委员、中国植物保护学会副理事长、中国植物病理学会理事长、北京农业大学植物保护系主任、有害生物综合防治研究所所长等职。他执教60多年，著书立说，桃李芬芳，为国家培养研究生和优秀的农业技术骨干，1989年被授予国家级优秀教师称号。在小麦条锈病定量流行学、大区流行规律及计算机模拟、植物水平抗病性、抗病性持久化策略等方面以及免疫学与流行学交叉领域，成果累累。他将系统科学思想、系统分析方法运用到植物病害乃至诸多有害生物的研究之中，提出了减少“人造流行”、注重植物保护软科学、重视微观宏观对应研究等独特的指导意见，对学科发展起了重要作用，2012年获中国植物保护学会终身成就奖。

个人简介

    曾士迈，原籍湖南湘潭，1926年4月8日出生于北京市。父曾权，从事土木建筑技术工作，曾任职于北京市文化古迹建筑物整理委员会。母肖斐青，勤俭持家，注意教育子女。曾士迈有一兄四姊，皆勤奋好学，成绩优秀。曾士迈幼年随父母谋生迁居沈阳，正值国家处于内忧外患的悲惨年代。1931年九一八事变，日寇侵略东北。曾亲眼看见城门口悬挂着抗日烈士的头颅，激发了爱国主义情怀。1935年回北平，就读于铭贤小学，后转入北平师范大学附属第二小学。1938年被保送进入北平师范大学男附中。这两个学校不仅教学条件好，校风更朴实求真，使他好学上进，敬业乐群，并打下了德、智、体、群、美全面发展的基础。

    曾士迈儿时常随父亲到农村，信步垅亩阡陌，穿行豆架瓜棚，浮想“种豆南山下”，产生了对大自然的热爱。他渴望知道许多自然奥秘，也就喜欢上学、读书。当时男附中有一项叫做“化学工艺”的课外活动，就是做黑蓝墨水、晒蓝图、照相洗相、做雪花膏（护肤用品）、黑色火药等，他十分喜欢，既学到新知识又唤起他越来越强烈的求知欲望。另一方面，面对当时国家落后、山河破碎、民不聊生的社会现实，萌生了农业救国的志向。遂于1944年报考北京大学农学院，开始学习农艺学。抗日战争胜利后，许多著名的植物病理学家，如俞大绂先生、林传光先生等，来到北京大学农学院植物病理系授课，该系有较好的教学和试验条件却没有几个学生，于是他就在三年级转入植物病理系学习。由于该届学生仅他一人，因此受到多位名师的传授和指点，加上他自己勤奋努力，提高很快。

    1948年毕业留校任教，这一教就是60多年，始终没有离开植物病理学讲台，也没有停止研究工作。他先后承担过植物学、植物生理学、真菌学等课的实验，以及农耕实习、生产实习；讲授病害防治各论、普通植物病理学、农业植物病理学、植物病害流行学、植物免疫学。当时的教学十分重视与生产实际相结合，他不辞辛苦、不避寒暑，深入华北、西北农村调查研究或驻点进行田间试验；先后进行过草莓、烟草、水稻、小麦、蔬菜病害研究，均取得了很好的成绩。1958年，他与其他专业教师一起下放北京郊区东北旺人民公社，投身于当地的病虫害防治工作。1964～1966年，他参加援越工作，在越南北方进行热带作物病害研究和师资培训工作，曾获得胡志明勋章。在北京农业大学搬迁陕北的困难时期，他仍抽空进行“糜疯麦”的研究，至1987年学校搬迁河北涿县，再迁回北京的过程中，他克服种种困难，率先招收研究生，开展小麦条锈病流行计算机模拟和水平抗病性的研究。

    曾士迈在第四、五届国际植物病理学大会（1983，墨尔本；1988，京都）上任国际植物病理学会（ISPP）流行学委员会委员，多次出国讲学、考察，增进了国际交流，使中国在这些领域的研究很快逼近世界先进水平。曾任北京农业大学植物保护系主任、有害生物综合防治研究所所长、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成员（1986～1991）、农业部科学技术委员会常务委员（1982～1991）、中国植物保护学会副理事长（1985～1997）、中国植物病理学会理事长、亚洲植物病理学协会主席。1995年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曾士迈对发展中国植物保护学科和植保工作做出不懈的努力。为了表彰他的功绩，中国植物保护学会于2012年授予他终身成就奖。

学术思想、理论和科学成果

    曾士迈从业几十年，始终全力以赴地做好每一项工作，在创设植物病害流行课程、深化小麦条锈病大区流行的认识、摸索植物病害流行的定量研究方法、开拓植物病害流行学和植物免疫学的交叉领域研究，以及倡导植保系统工程和宏观植物病理学研究等方面做出了显著成绩。

小麦条锈病大区流行

    小麦条锈病是一种重要的植物病害，广泛发生在中国小麦种植区，特别是在西北、华北，曾经造成1950年全国小麦减产60亿千克的严重损失，是关系到国计民生的重要生产问题。早年，对该病的研究主要针对单块麦田内病害数量的增长规律和防治药剂。其实，小麦条锈病是一种大区流行病害，病原菌孢子能随气流远距离传播，条件适合时能引致几百上千公里以外的地区发病。不同麦区之间有种种形式的菌源关系，可结成流行区系（病害流行的地区系统）。区系中病害的越冬越夏、发生发展、近程和远程传播等规律可称为大区流行规律。1960年他提出小麦条锈病大区流行和流行区系的看法，指出区系才是研究的整体，并参与全国性协作研究，1987年全国有关协作研究单位联合申报“中国小麦条锈病流行体系”研究成果并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奖二等奖。该项研究成果使中国小麦条锈病的研究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定量流行学研究

    曾士迈1962年发表的《小麦条锈病春季流行规律的数理分析》一文是国内最早应用数理统计方法研究病害流行规律的论文。20世纪70年代又在国内率先将系统分析和计算机模拟方法引入植物病害流行学研究，研制出国内第一个植物病害流行计算机模拟模型（TXLX，小麦条锈病春季流行模拟模型，1981）。其后又研制出小麦条锈病大区流行和品种小种相互作用计算机模拟模型PANCRIN，可用于大区流行研究，该研究曾在第五届国际植物病理学会上报告并引起重视。同时他和他的学生还陆续研制出稻、麦、蔬菜上多种病害的模拟模型，并逐步从单一病害发展为多种病害乃至病虫害的综合模型，从时间动态到空间动态;再到损失估计、品种药剂防治效果和防治决策模型。与国外同类模型相比，在精简结构和实用性上都有独到之处。1980年，他在国内率先开设研究生和本科生植物病害流行学课。1986年，他与杨演合作编著国内第一本《植物病害流行学》专著，1992年，该专著被评为农业部首届优秀教材。他促成植物病理学会成立流行学专业委员会，多次参与组织了全国重要的病虫害预测、综合防治学术研讨会、病虫害超长期动态与预测学术讨论会以及师资培训活动，对提高中国病害预测理论与技术水平起了重要的作用。2005年主编《宏观植物病理学》更是将植物病理学研究提升到农业生态和农业发展历史层面，为持续控制病虫害提供了许多启示。

植物抗病性研究

    20世纪50年代，曾士迈即对烟草黑胫病抗病育种进行了较系统的研究。1961年，针对小麦品种对条锈病的抗性“丧失”现象，他提出“大区品种配置”，使品种抗病性持久化的设想，和国外提出的基因布局（gene deployment）设想不谋而合。70年代，他率先在国内介绍植物水平抗病性的概念（J. E. van der Plank，1963），提出小麦条锈病水平抗病性鉴定的一系列方法，引起国内植病界和育种工作者的重视，带动了对其他病害的水平抗病性研究。在不断研究抗病性遗传规律和不同类型抗病性的应用效果的同时，以寄主品种病原物小种相互作用的群体遗传学为核心，开始从协同进化的高度探索抗病育种方向、抗病性遗传管理和品种抗病性持久化问题。他在抗病性持久化研究中采用的系统模拟方法受到国内外广泛的重视。1998年他与夫人张树榛教授合著《植物抗病育种的流行学研究》一书，对促进植物免疫学与流行学交叉研究起到了推动作用。

从有害生物综合治理到植保系统工程

    20世纪70年代，曾士迈积极宣传和贯彻有害生物综合防治（IPM）方针和“持续植保”的概念。在长期从事植保实践和广泛吸收相关学科知识的基础上，他于1987年提出“植保系统工程”这一新的学术观点，即应用系统论的原理和方法解决植物保护的认识和管理问题，从而开辟了植保研究和科学管理的新局面。他认为品种、药械等防治硬技术固然重要，但要想提高植保工作效益不能仅仅依靠硬技术的改进。要以植保的问题分析、目标建立、监测、预测、防治决策、效益评估等软技术为纵轴，横向综合各类有害生物发生规律和协调各类防治硬技术，组成一个软硬结合、纵横一体的植保软科学体系，以利于提高经济、生态和社会效益。他不仅有创新的思想，还勇于实践。他和他的同事所进行的植保效益分析和评估方法尚属国内首创，所完成的多方面研究工作，如损失估计、系统灾变预测、病害预测和防治决策专家系统等为许多同行借鉴。1990年，他和庞雄飞合编了《系统科学在植物保护研究上的应用》，1994年编著的高等农业院校统编教材《植保系统工程导论》曾获得农业部科技进步奖。

教书育人

    多年来，曾士迈倾心农业教育事业，除为本科生讲授普通植物病理学、农业植物病理学、植物免疫学、植物病害流行学以外，还培养了一大批研究生、进修教师和青年工作者。他热心培养年轻人，无论是在大学课堂、培训班、学术讨论会上，还是在田头现场或书信交流中，也无论对方生熟远近，他都无保留地传道、授业、解惑，鼓励更多的人，特别是青年人参与他所热爱的事业。由于他喜好读书、长于思考，又能理实结合、不断实践，日积月累，学术功底深厚，所以他讲课如行云流水，深入浅出，深受学生欢迎，同行敬重。他教书育人，注意启发和言传身教。从爱护实验材料、仪器，到撰写论文、遣词造句都严格要求。1980年在《科学通报》上发表文章纠正了多年传抄Shrodter真菌生长温度当量公式的错误，并得到国外权威J. Kranz教授的信服。他待人谦和、平易近人。听过他的报告或与他交谈过的人，都感到受益匪浅，终生难忘。由于他对中国农业教育事业所做出的突出贡献，1989年被授予国家级优秀教师称号。

成才经验（传主访谈记录）

    我是凡人。严格些要求，不足以入传。一定要写，就只能“野人献曝”，把我过去、特别是年轻时一些记忆较深的片段提供出来，再加回味，供与青年朋友交流。

书山有路勤为径

    我的天赋自觉一般，人家说我脑子较好，我认为是指思路清楚、注意逻辑罢了。其实悟性不够，比起夫人来（在我亲友中她是公认悟性较强的人）现场领悟经常要慢半拍。说到“机遇”二字，我是年事渐长以后才逐渐理解的，常常要到事后才觉出那是个机遇，悔不该当时等闲视之了。即便当时有所觉察，也常常不够果断或抓之不牢，这其中也有悟性不强的原因。总之，自觉没这方面天才，不善于抓机遇。况且，人一生中能碰上几次特别好的运气呢？真有“天上掉馅饼”那样的好事，也是可遇不可求的。想来想去，自己能掌握的只有一个“勤”字。我这辈子主要占了“勤”字的便宜。

    我小时候就比较喜欢课外读书，把读课外书也看成是玩，寒暑假更是看书的大好时光。最先对武侠小说感兴趣，后转向言情小说、文学名著、科普读物。内容多而杂，不管懂不懂，生吞活剥、囫囵吞枣。现在看来，这样乱读一气，不大经济，但无论如何，增长了不少知识。掌握新知识让我愉悦并引起更强的求知欲。读书成了一大嗜好，我爱读书，爱去图书馆。

    要说真正勤学还要从大学说起。那时老师在课堂上讲得不多，也没什么指定教材，课余干什么就看自己了。我大学一二年级自学的几本书主要是日文的，记得有：癩缬理一郎的《生理植物学》（1939）、田中义磨的《遗传学》（1934）、野口弥吉的《非孟德尔式作物育种法》以及住木谕介的《植物木儿无》（1943）。由于当时还没上专业课，日文也不好，所以只能知其大意，不但没有看小说好玩，简直苦得很。可是，从章节目录看，其内容又实在吸引人。于是我下决心先翻译章节目录，再精读特别有趣的内容并作成笔记。坚持每周用三四个半天完成这些作业。过不久也能大体读懂。后来读到植物生理学时又读不下去了，卡在细胞液的pH上。该书正文中只简述其定义，其他则语焉不详。好在该章有十好几页的附录，讲解pH的原理和测定方法，很详细。其中牵涉物理化学等基础知识，我又看不懂，只有硬啃了。还好，花了两三个下午，终于弄懂了，十分高兴。读其他几本书卡壳的事也不少，后来大都硬着头皮查书、问人，一点点解决了。一再卡壳时当然很“苦”，而一旦突破就变成甜了。生字一天天少了，笔记一页页厚了，看那一行行字迹，颇感欣慰。

    大学三年级以后主要读的是英文专业书，最先读的是Miller编的Plant Physiology以及Butler和Jones编的 Plant Pathology。那时我的英文还很差，硬啃下这两本书才真正称得上苦。我把每晚10～12点定为读英文时间，同屋同学也大体如此，安安静静，互不相扰。开始一晚上念不了几行，几乎句句有生字，一句好几个生字。我访购到一本旧书，为的就是可以往上注字。书的头几页的页眉、页脚、两边都注得密密麻麻，地方还嫌不够。有时，查过、注过的单词在下文中再遇见它，又忘了，只好再查再注，一再重复，心情很烦，但也只能如此。好在“只要工夫深，铁杵磨成针”，坚持了一年，阅读能力大有提高，书也变干净了。看着这几本翻旧了的书，享受到苦尽甘来的喜悦。后来阅读任务越来越重了，包括新课选读、毕业论文文献综述等也都是这样“啃”下来的。毕业论文题目是导师林传光给的，草莓缺铁白化症。他借给我一本书，书名大概是Minor Elements Deficiency Abstracts，从中可以查出很多有关植物缺铁白化的参考资料。以后又发现可以查 Review of Applied Mycology 、Biological Review、Chemical Review等文摘索引工具书，更感到在知识海洋中乘风破浪的愉悦。

    我体会，仅仅多读书还不够，还要勤思考。小时候较简单，知识装进脑子，来者不拒。年纪大了，知识也越来越多了，对知识就要多做些处理加工。比如:做些比较分析以辨其真伪精粗，纵横延伸以深化其含义，锤炼融汇以塑造新的思想等。我想人人都是这样做的，不过用心程度各有不同。我对于直觉而得的感性认识常常不放心，非得再通过逻辑推理论证一番。对于第一次接触的事物、概念、理论和设想，经常提出一些反问、追问或质疑。因而我接受新鲜事物常常略慢一些，也可说是审慎些。这些习惯，在处理日常工作、生活和人际交往中，常使我现场悟性较差较慢，可是在学术研究中却也有其补益。开会发言和讨论时，我一般都不抢先发言，而是首先仔细听取别人的意见。在这方面，我从林传光先生的无言教导中得益匪浅。林先生静默寡言，喜欢沉思。会议上发言一般不多，但常有“斯人不言，言必有中”之概。他讲课逻辑性很强，论述严谨，深刻而具启发性。他除了客观、忠实而充分归纳别人的意见外，还严谨而诚恳地谈出自己的不同看法并且显然是经过深思熟虑的话语。他口才并不算好，甚至有些口吃，但一句句慢慢地道来，却能使思维从容、准确地“下载”为语言。对比之下，我和一些同事虽然口齿颇为流利，但时常陷于“脑子落后于嘴巴”和“思想贫弱于辞藻”。身为教师，更需要多思、深思，要不断消化吸收书中知识并形成自己的思想和认识。讲课水平不决定于口齿，而决定于学术水平和思想水平。记得中学老师就给我们讲过孔夫子的一句话，“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当时体会不深，工作多年之后才深信无疑。

    勤的另一面是抓时间。人生苦短，读书时间要靠自己去抓。学生时期课余时间较多，毕业后留校做助教，时间就紧了。除去每周4～5次讲课和带试验外，备课（包括写教案）、准备实验材料和科研往往需要占用许多连贯的时间，还要参加一系列的例会。此外，还有些其他业余学习活动，比如20世纪50年代初工会办的德文班和俄文班，每早7:00～7:50上课;又如1952年我参加了俄文自学小组，每周三个晚上，等等，留给读书的时间就没多少了，而且很零碎。然而，读书一旦成了习惯，好比吸烟上了瘾，只要想读，时间还是有的。那时，晚饭十分简单，饭后8～12点这段时间很实惠，姑且称之挑灯夜读吧。我是比较容易坚持的，我的夫人那时是年轻妈妈（几年后多到三个娃娃）就累得多。不过，待娃娃睡稳、10点以后夜深人静，读书效率很高。我们夫妇是大同行（她学农艺，我学植病），正好交流切磋，提高兴致。在那些年月里我们常常同灯夜读，颇感幸福。另外，我给自己规定：每周都要到图书馆翻翻新到的书刊。在作周工作计划时，我把上课、带试验、各种会和固定活动一一划去时，就出现不少1小时、2小时的碎块。这些时间很容易被浪费，所以也得抓住。虽不能分秒必争，但也一定把半小时当30分钟使用。比如，两小时及以上的时间就可以去校图书馆。骑车去回用20分钟，剩下100分钟足以从从容容看点书或翻阅点新到期刊了。如果有一个小时，我就就近去系图书室。时间再少，也能看几条摘要，写几张卡片。那时我每学期总会作出好几套读书卡片，大都是利用零碎时间作的。

    当老师的都知道，要给学生一杯水，你就得有一桶水。教师之辛苦不在课堂上而在备课时。你想作一辈子教师，那你就得一辈子读书，做一辈子读书人。我的许多知识，都曾经是为教而学甚至是被教学逼出来的。比如我曾给植物生理生化专业的学生讲植物病理学。我没什么生理生化基础，更不懂植物生理病理学这个新生分支学科。我只好找一些新资料，一页页地抠，像当学生时抠英文一样。这样现趸现卖，学生反映还挺好，我非常高兴，一举数得。此后，凡遇到新内容，我都不回避，努力去补。后来逐渐觉悟，这是科学发展形势逼人，专业课教师尤其要面对日新月异的新问题和新挑战。

    读书也需要反刍，有时遇到难以解悟的“硬块”，需要反复思考、换位理解。遇到硬块，我都会存在脑海里，在开大会、看电视或做其他什么事时仍不断琢磨它们，也还真捕捉到不少思想火花和灵感。那时会议很多，我在遇到空洞无物，套话连篇的报告时，就“一心两用”。翻到笔记本后面，那里记着当时思索的一些重要题目，或写我的读书反刍纪要，乃至各种工作备忘、报告提纲、文稿等，或者索性看起我正在读的书籍（小本的或抽印本）。看电视本是自由消闲之事，有些内容拖沓无趣，我也常常“视而不见”，心里想起我的有趣的“硬块”来。这些年，时常有家人问我电视里的情节，我无以对答，但真有一些问题是在看电视时忽然理顺的。

    1972～1978年，学校没正式招生上课，我们获得了从来没有的大空闲。当时学校图书馆还没恢复，然而能够帮我办北京图书馆的借书证。在那里，我系统地翻阅了几种期刊，多少填补了“文化大革命”所造成的科技信息空白。我还读了一些新书，涉及有害生物综合治理、系统科学、电子计算机科学、数理生态学、基因工程等方面。我如饥似渴，从扫盲到“恶补”，虽然消化率不高，但也收获颇丰，为我以后研究植保系统工程和抗病性持久化等打下一些基础。这段时光太宝贵了，很多老师抓紧这几年“补课”，也就赶上了潮流。

实践之中大有乐趣

    我这里的实践指专业实践，即科研和调查研究。教学当然是我最重要的专业实践，占我毕生2/3的时间和精力，其中颇有一些可忆可说之事，但如今回忆不免有芜杂之感，一时不知从何说起。倒是和科研生产相结合的几段教学记忆犹新，下面简述几件事。

    （1）烟草病害研究 1950年，俞大绂先生带我去河南许昌进行烟草黑胫病调查，这是农业部给的任务。俞先生带我实地考察了几天，就病害鉴定和防治拟了个初步方案。我带了三位四年级毕业班学生到许昌烟草试验场，既是毕业实习，又是合作研究。以场为家，开实验地，建临时实验室。实验室、田间试验和定期下乡调查相结合，工作学习内容十分丰富。自此，每年春夏（4～6月）我带学生实习，直到1957年。

    我和同学们都没啥架子，很容易和当地干部打成一片，甚至后来成了好朋友。我们和烟草试验场虽然是合作关系，但技术上我要负责任，甚至对当地烟农、当地生产负责任。对实习学生我要负教书育人的责任，实习结束时，师生业务上思想上都颇有收获和提高。这一工作锻炼了我的独立从事包括科研、教学和技术推广的能力，也使我对农业生产有了责任心。

    由于接触生产实际，又增强了责任心，我对烟草病害研究越来越感兴趣，除黑胫病外，根据烟区病害防治需要，还作了一些烟苗炭疽病的研究，并于1956起开始探索烟草花叶病问题。在黑胫病和炭疽病研究上，我得到了一些成功，但也闹过一些笑话，只是由于干部、老乡和学生都信任我，所以他们都能谅解、支持。我体会，这比成功时得到赞扬还重要。